简介：　　一、填空题　　1.思维形式的结构　　4.由属概念过渡到种概念:由种概念过渡到属概念5.集合6.真包含于(或"种属”);全异7.真包含于(或"种属”)8."定义过窄”9.真假不定(或"可真可假”)10.反对11.真假不定(或"可真可假”)12.SIP13."教学楼下面的大黑板”14.主项周延而谓项不周延15.特称否定16."这个被害人一定是服毒自杀的”17.小18.PAM19.SIP20."中项不周延”21."大项扩张”……

简介：从形式上，抽象危险犯既可表现为行为犯，也可为结果犯。抽象危险是一种拟制的危险，一般不需要进行具体的危险判断。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设置是一种保护法益前置的措施，在风险社会下，具有合理性。但是，抽象危险犯的处罚与罪责原则间存在紧张关系，有必要限缩处罚范围。

简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Criminalvictimassistance)是指对因为犯罪受到侵害的直接被害人和其一定范围的近亲属,通过法定救济程序,给予相应经济救助与精神抚慰的社会安全及司法保护制度。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基础理论有很大的争议,主要有国家法律责任说、社会福利说、刑事司法体系支持说、犯罪风险分担说、侵权赔偿替代说、平衡保护说、预防犯罪说、公共援助说、社会保险说和社会正义说等。我国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需要考虑各学说的立足点,合理的借鉴国外的经验,考虑到救助的目标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建立以社会福利说为主,合理吸收其他各学说的优点,尤其是强调对刑事被害人救助中国家的重要作用以及风险的分担的原则是比较可行的,也是我国目前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合理可行的选择。

简介：英法"扇贝之战"及我国东海执法演习引起了国内外对海军参与海上执法的关注。海军参与海上执法拥有国际法基础,《公海公约》和《海洋法公约》及多个国际法律文件都明确了军舰的执法地位。国际实践中,虽然美国早期曾禁止军队执法,但随着海上事务的多样化,现今无论其立法还是实施中海军都已深深地介入执法,而法国、加拿大等国家更是以立法形式赋予海军人员执法权力。目前,虽然仍存在政治、外交及技术上的顾虑,但都不足以成为禁止海军参与海上执法的理由。

简介：<正>一、古罗马文化(身份)认同的概念界定(一)文化(身份)认同的概念"文化认同"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广泛研讨的基本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以来,我国学界对于文化认同的概念以不同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多元的理解。文化认同的"认同"一词,来自英文"identity"。从语言学角度,现代英文词典中的identity可总括

简介：欧盟在上世纪90年代将环境标准纳入共同农业政策,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政策一体化理论、农业多功能理论、污染者付费理论和绿箱政策理论导入农业环境补贴制度,形成了以农村环境指标、农业环境补贴、强制性交叉遵守和自愿性环境协议为主轴的农民环境权益保障体系。

简介：

简介：<正>时间:2007年3月24日至25日地点:北京邮电大学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和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持人:王平2007年3月24日上午上半场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和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协办的"中国犯罪学基础理论高峰论坛"现在开始。在此我代表刑事

简介：契约法是债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契约的成立建立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之上.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主体性地位经历了不同的展现阶段,人的意志自由也有着不同的表现程度,而意志自由恰恰是作为契约的合意基础而存在的,从而对于契约法的发达程度造成了重要影响;同时契约的运用空间反映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状态,并对人的主体性的动态需求产生作用.

简介：现代政治秩序是一种安排，将人的肉体纳入一套人为设计的符号系统之中。从而使人这种自然的存在有了固定的角色，这是政治的使命所在。政治哲学是哲学的分支，是用系统的方法探求政治问题，其中涵蕴着哲学之思与基于良善的评判。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大门，他的徒孙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成为政治哲学史的一朵奇葩，影响了欧洲几千年的政治实践。

简介：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异化或隐形的调解使《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禁止性规定几乎形同虚设。用法律解释的方法也不能解决这种现实与法律相脱节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地位。行政诉讼调解是在合作国家背景下，对行政活动方式多元化和行政法变革做出的回应，与现代法治国家中法院角色、功能的转变以及司法改革息息相关；也符合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目的，可以弥补合法性审查功能的不足，增强司法对当事人利益的救济功能。但是，调解也会带来交易成本外部化（即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利益被忽视或侵害）或规避民主法治原则的风险。为此，应对调解设定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限制，在界分和解与调解两种不同制度的基础上，从原则、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人的地位、调解的模式与程序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规范这一制度。

简介：<正>引言所谓"不能未遂",其意大致系指行为人因某些错误认识而使其行为本质上不可能达到既遂状态之情况。[1]然而,需注意的是,在日本刑法理论中,不能未遂被称之为"不能犯",系指不成立犯罪因而不可罚之行为,其与未遂犯乃相对的概念。而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凡行为之实行不可能发生结果的情况均称为不能未遂,不能未遂乃属于未遂犯中的一种。[2]"德国学界将‘不能未遂’(deruntauglicheVersuch)分成‘普通的不能未遂’(dernormaleuntauglicheVersuch)以及‘出于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dergrobunverst(a|¨)ndigeuntauglicheVersuch)两种,而只有后者才享有‘必减免其刑’的宽典。"[3]至于我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刑法"修正之前,不能未遂属于未遂犯的一种,而在"刑法"修正之后,不能未遂成为不可罚行为,然而其"不罚"究竟是因为阻却不法还是因为阻却刑罚,学界争议颇大。[4]基于对不能未遂的不同理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往往在有关不能未遂的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争论点,长期以来成为不能未遂理论中潜藏的疑惑,其间各种学说不仅

简介：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有可能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智能机器人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理应受到刑罚处罚。我国现有刑罚体系是由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权利刑构成，刑罚处罚对象及刑罚处罚方式均无法也不能涵括智能机器人。重构我国刑罚体系并将智能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符合刑罚的目的，同时也符合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并未违背基本法理。建议增设能够适用于智能机器人的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刑罚处罚方式，并在条件成熟时增设适用于智能机器人的财产刑或者权利刑等刑罚处罚方式。将智能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本质上是将智能机器人作为社会成员资格的承认，这是由其参与人类生产生活的程度、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简介：法律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理念。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西方法治理念的形成助了一臂之力。全球化时代,全球统一市场的建立为法治理念的趋同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民主措施的加强,自由民主的理念深入世界民众之心,为法治理念的趋同奠定了政治基础,法律制度的趋同是法治理念趋同的法制基础,全球问题在法治的框架内得以顺利解决,则为全球法治理念的趋同乃至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简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在损害救济、启动机制、适用范围、责任主体及制度性质等方面具有区别于合同违约责任与产品侵权责任的独特功能,成为独立的法律制度。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突破了传统私法主要保护单个主体民事权利的模式,直接以消费者群体作为保护对象,以消费安全作为保护内容,其利益基点已经从保证交易利益转向市场安全,直接指向国家利益;已经从保护特定的人和产品转向不特定消费者的安全和利益,直接维护公共利益。

简介：读书的"专"与"泛"似乎一直是难以拿捏的尺度。其实,读书的范围关涉到认知基础的锻造问题,后者的深度与广度将影响对具体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法律作为一门技艺之术,其构建同样离不开与之匹配的知识广度与深度作支撑,我国的特许经营制度不失为诠释这一问题的鲜活样本。认知基础的偏狭导致现有制度陷入混乱与尴尬的境地却不知就里,唯有通过多维学科知识的涉猎,全貌而深入地把握特许经营的性质及其治理机制,认识到制度强制干预的局限性以及双方自我实施的理路,才能更好地设计规则。赋予法律技艺以无穷生命力的乃是其背后的深厚而广博认知基础。

简介：附条件逮捕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得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予以批准（含决定）逮捕的一项制度。笔者将对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加以具体分析。

简介：检察机关案件集中管理是在新时期司法体制和工作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产生的，其产生契合了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是确保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有效保障机制之一。检察机关应以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构建科学的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措施，确保案件集中管理工作效能的充分发挥。

简介：<正>第三届全国法学基础理论研讨会于1990年5月22日至25日在安徽大学举行。来自中国法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司法部所属五所政法院校、部分大学法律系、《人民日报》社、《中国法学》杂志社及安徽省人大,政法委、法学会、公检法司机关的专家学者一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刘升平教授主持,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总干事、北京大学沈宗灵教授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围绕当前我国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若干重

简介：审执分离体制的构建,要从民事执行的本质出发,以权利救济理论为基础,围绕提高执行效率和规制执行行为设计具体的制度,目的是要在确保权利人实现权利的同时平衡保护义务人的基本人权。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审执分离改革的基本要求,那么,由法院授权实施型的审执分离体制是比较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