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心态史的兴起，为我们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路径。心态史研究，可以使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获得更加接近于历史时代和事实的研究结果。在心态史视野下，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与发展繁荣的根本性前提是，在12—18世纪的西欧发生了一场社会心态革命。这场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实际存在构建了一种新的“爱恨秩序”，规定了资本主义生活中的价值优先或后置规则（伦理），规定“资本主义人”的世界观和世界认知的结构与内涵，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与行动上的可行性。

简介：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整体的观点,是我们理解"和谐社会"的一个视角.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能够建立起一种促使"和谐社会"运行的社会整合机制.

简介：仁的“偏言”与“专言”话题源自程颐所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重点在如何看待仁在整个德性体系中的地位，并涉及仁是作为至善整体还是特定的德目等多方面的问题。程颐通过对《易传》“乾元”和“元亨利贞”的阐释，以“生”为纽带，将四德五常联系为一个整体。以生论仁，既关联存在论的性理，也含摄宇宙论的生理，力求从仁的“偏言”与“专言”入手揭示出仁的特色和性质。朱熹讨论仁的“偏言”与“专言”。通常是将其纳入到“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的框架之中。基于生气流行，“心之德”可以是“爱之理”，双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

简介：中国人的“自私”行为和“公德”缺乏，不是一个筒单的道德现象，它的“不道德”获得了一种“道德信念”的强烈支持。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这个道德信念的制度背景和基础都带有明显的“公”的性质：中国农业产权的显著特征是“公”；中国社会分配的调节制度是“公”；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公”。在这个“公”与“私”的悖论之后，其逻辑转换的关键点是个体权利的极端缺乏。作为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私心”虽然不应该受到过多的道德道责，但却十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扩大个体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收入的调节问题则应该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来解决。在此基础上，弱化“分配正义”，发展出承认个体交易选择的“交换正义”，牢固地确定个体的私有权利。

简介：本文通过对沃尔玛公司工会与另一家外企工会案例的分析，阐述了当前中国工会与企业之间关系的主题。本文认为，劳动关系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工会与企业在工会组建与运行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企业“依法”组建工会并使工会在形式上运转起来。但企业“守法”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工会不至于影响到它在经营与管理上的垄断权，而对企业方“守法”行为的让步，上级工会则不会去追究与监督企业“守法”行为是否能够真正维护职工切身利益。所以在当前，围绕“守法”这个界限，双方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局面，即企业形式上“守法”，而上级工会则形式上“维权”。一旦双方有一方突破这一界限，则会引发冲突，企业可以用不合作的方式阻挠工会的运转，而上级工会则可以用“维权”的名义进行干预。这里的“维权”我们可以把其理解成促使企业在形式上“遵守”国家的劳工政策。

简介：“战”之词义，主要有两解：一曰交战，一曰交媾。本文认为“战”在哲学层面上体现为斗争与相合的统一，相合是其本质，“交战”义则违背了“生生之谓易”之至理；征之帛书《周易》和《焦氏易林》．认为“战”确有“交媾”义，怛“交媾”未能传达《易》“战”形神兼备之神韵：“战”既勃发着流宕不羁的野性，又凸现至情至睦之质；既充满情感，又饱含形象性，它是远古时代情蕴的写照。对于这样一个浓缩了《周易》精神的词汇，我们应该从哲学和情感两个层面上把握它。而不应该简单化、机械化地观照它。

简介：《毛诗序》有相对一致的解释思路，十五国《风》、大小《雅》各部分的《序》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相邻的《序》文也往往有一定的关联度，则其很可能成型于一人之手。三家《诗》本无序、四家《诗》解说有不少歧异，说明《毛诗序》非出于诗人、国史、周之乐官、孔子、子夏。先秦时期虽也有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的趋向，但尚未成为普遍原则。《毛诗序》与三家《诗》皆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洗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选择。而《毛诗序》比三家《诗》有更浓厚的政治教化的意味，则《毛诗序》晚于三家《诗》的创立。三家《诗》的创立在高后至文帝时，结合《序》《传》关系、《序》的资料来源，可以断定《毛诗序》的成型在景帝前元二年至中元五年间。

简介：以文道统一,情理统一,人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美善统一,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秦汉审美文化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富于时代特征的表现.在秦代,它是以极端功利主义的尚用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汉代,几乎所有的思想流派都主张审美、文艺服从、服务于政治教化、伦理重塑、人格再造、稳定大一统的主旨,这种强调美善结合、刻意弘道济世,注重政治教化的审美功能观,在汉代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感性形态和生活形态都有显著的表现,成为秦汉审美文化显而易见的特征.

简介：两汉《诗》学，主要有今文的《鲁》、《韩》、《齐》三家和古文的《毛诗》一家。《毛诗》曾先后被河问献王和王莽短时间地立为博士，今文三家则自开创者起就被朝廷立为博士，宣帝时进而一道列为朝廷官学。一经数家而非出同门，这在西汉是绝无仅有的。西汉的皇帝为刻意维持这种历史的传统和争鸣的局面，大都兼而习之，或至少学习三家中的两家，如昭帝习《韩诗》、《鲁诗》，元帝习《鲁诗》、《齐诗》，成帝习《齐诗》，哀帝习《鲁诗》、《齐诗》。从其取舍不难看出，三家《诗》的地位在西汉并没有高低之别。这一长达二百年的学术平衡。

简介：邓小平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贡献蒋传书邓小平同志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和倡导的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简介：摘要：海外汉学界基于特殊的视角，对《周易》有很独特的理解，以史华慈为例，他认为在占筮实践中，《周易》逐渐由窥测神意的工具转变成了万事万物及其变动的象征体系，借助于此我们可以在变动的情境中采取合理行动。《周易》思维体系背后预设的是一种“相关性宇宙论”，这种宇宙论表明了人在理解和控制世界上逐步增长的自信。《周易》本是为世俗成败提供启示的工具，但是儒者在解释和运用《周易》时，由于只对“每种具体情境所需的道德姿态感兴趣”，因之将其与儒家结合起来，并且展现了一种不同形态的儒学。史华慈之所以对《周易》有这样的独特解读，是立足于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的。对史华慈《周易》解读的反思，有助于推动易学研究的发展。

简介：当代管理理论多样纷呈，但真正对管理问题进行深入哲学审视的成果并不多见。丹麦管理哲学家科克比的管理哲学理论提出了彻底的规范视角，认为超越于普通的社会规范之外的“绝对”或“第四者”是领导或管理实践的最高尺度，现代社会中，领导者除了需要具备智慧、节制、勇敢、正义四种主要美德之外，还需要形成深思明辨、热情愉悦、耐力、预见力、直觉力、助力等六种具体美德。科克比的理论开拓了管理哲学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简介：行动哲学力图为人类作为理性动物所特有的行为提供一个说明。尽管相关的讨论至少可追溯到苏格拉底，但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直到20世纪中叶才诞生。由于一系列重要哲学问题或主题，例如意图、意向性、自由意志、行动者自主性、实践理性、道德责任等均与之密切相关，所以行动哲学迅速发展起来。

简介：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宋初儒者认识到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的缺陷，建立起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为此，他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心性论领域，展开心性理论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孟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论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四书》进行了阐释、利用与发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书》学。

简介：陶渊明对《周易》的习纳反映在其诗文中透显的天地之运、三才之道及乐天知命等方面。于诗文创作中，主要表现为引用卦名、爻辞、系辞，以及引用易学人物、史事、著作等。结合时代背景、学术思潮，考察陶子父祖师友、朋辈侪流等因素，得知诗人习《易》自有渊源，对进而钩沉易学在东晋的传播情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介：从“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所带来的一个重大思想成果在于，长期主导哲学的“特权主义”与“贵族主义”欲求将走向终结，哲学将从“专横”走向“民主”。这是哲学在精神品格和气质上所发生的根本性的转变。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始于摆脱“有限”与“卑微”、寻求“无限”和“超越”的“高贵精神”，但由于它所坚执的控制论的思想倾向与排他性的价值取向，“高贵的野蛮”构成其深层的精神底色。推动哲学走向“民主化”已然成为现当代哲学的重大趋势。

简介：20世纪6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什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一书，试图对马克思理论作出人道主义解读。马尔库什在该书中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具有三个维度：一是以劳动为切入点，说明人是普遍的自然存在；二是通过对社会性和意识以及体现在其中的普遍性的探讨，说明人是社会的、有意识的存在；三是指出人的本质具有历史性，以及人的本质只有在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中才能不断实现。

简介：企业网络的治理机制是保证网络问企业有序运作的前提。和科层组织的治理机制不同，企业网络的治理主要是靠非正式机制，即所谓的网络机制。本文从关系性嵌入、专用性投资以及联合制裁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阐释。本文的结论是，企业网络中特有的治理机制是导致企业网络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简介：<正>在我国旧的传统思维中,孔子的周维方式和哲学观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对今天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着巨大影响。现就孔子守旧的边际平衡的思维方式及其影响,谈点看法。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和守旧的边际平衡的思维方式对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历史时期,构成了民族的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现就这一问题作些分析。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