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有闲阶级'特权的'休假自由'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通过休假法律制度逐渐成为劳动者能够享受的平等权利。作为特殊休假,带薪年休假的规制需要在劳动者的休假自由与雇主的雇佣权力之间寻找平衡。目前,世界范围内年假法律规制以权利属性划分形成三种主要模式:日本的'自由年假'模式、欧陆国家的年假劳资集体共决模式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年假债权保护模式。三种模式中劳动者的休假自由依次递减。然而我国却'独树一帜'地建立雇主决定休假模式,这是'休假难'的制度症结。化解年假困局须重构我国劳动者带薪年休假的权利基础,明确劳动者对年假的请求权并优化年假请求权的行使和救济制度。

简介：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他人提供劳务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但是大量的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受到损害的情况频繁发生，导致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日益增多，虽然我国已经有了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但却没有形成体系，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处理的标准不一样，从而暴露诸多的问题，笔者希望通过自己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问题的分析，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简介：韩国现行的《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法》在法律的适用范围、各交易阶段中经营者的义务、要约的撤销及其效果、通讯销售中介人的义务和责任四个方面有了新的规定,这使得以往诸如通讯销售中介人的义务和责任问题、通讯销售中介人的免责问题等较为模糊的领域,在新法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规定,从而使得韩国在电子商务中对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更加完善。

简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引起劳动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影响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去过剩产能和优化产业结构,会引起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部分劳动者的现实物质权益保障面临压力;去库存、去杠杆、优化资本结构及其运作,必将对我国劳动法律和劳动政策产生影响;个别产能过剩严重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劳动者集中下岗和财政支出困难的情况,易于引发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补短板,会在短期内加剧劳动者素质提升的要求;职工安置分流存在较大资金缺口。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要处理好改革政策与劳动者权益维护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严格遵循法定民主程序,多措并举,合理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维护劳动者权益,通过转岗分流、社会保障支持、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等,保证劳动者的就业、社会保障、分享成果的权益,促进改革与劳动者权益维护的平衡共进。

简介：发源于美国现已在全球形成“无辜者网络”的无辜者计划，其主要使命和目标是致力于为那些无罪申请者提供无偿法律和调查服务，以还其清白，使其重新开始正常的社会生活。无辜者计划设定了筛选案件的标准和尺度，也形成了筛选案件的步骤和程序，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弥补了官方发现和纠正刑事误判的不足。尽管无辜者计划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但其实践与创新对于当前中国刑事误判的治理，特别是通过社会参与司法的方式推动刑事误判的发现和纠正，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简介：周路先生是我国犯罪学实证研究的倡导者、领跑者、学术带头人,是我国犯罪学实证研究理论和实践的亲历者,对我国犯罪学实证研究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产生了显著的学术影响力。但是,2005年12月25日圣诞节,周路先生不幸因病英年早逝,是我国犯罪学界的重大损失。

简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想范型可以概括为：为满足＂激励＂、＂惩罚＂和＂威慑＂的制度功能,惩罚性赔偿适用于行为人具有恶性过错的侵权责任,并以＂基准赔偿数额＋增加赔偿数额＂为赔偿标准计算方法,其中基准赔偿数额恒定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增加赔偿数额则与基准赔偿数额存在比例关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和法释〔2003〕7号中的相关惩罚性赔偿立法可以分类为＂颠覆类型＂、＂标准类型＂和＂变通类型＂三种。针对在立法中规则的碎片化、不系统所造成的标准不一和适用困难,应当进行立法三类型之间的联动和整合,形成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为基准,以商品房购买、食品安全等领域特殊立法为补充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系。

简介：全国“模范检察官”、努力促成蒙冤的浙江张氏叔侄无罪释放的张飙，如今已经退休5年了。他说，至今仍为一封封求助信而思索。2016年9月底．存以张氏叔侄案为原型的电影《无罪》首映之际，张飚接受了专访。

简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消费关系是有特定含义的，受保护的消费者须具备一定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适用于“知假买假”。消费者与经营者间的交易行为是受私法调整的法律行为，应遵循包括诚实信用在内的私法基本原则。

简介：岁末年初,怎样讨回属于自己的工资,又成了劳动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在实践中,有些劳动者往往会采取过激手段。殊不知,一时冲动不仅会导致维权不成,甚至还将＂坑＂了自己。以下案例,或许能对正在或正准备讨薪的你有所警示。强行赖在老板家,构成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案例】：2014年12月29日,由于包工头张某携带从建设单位结算到的全部工资,和＂小三＂跑得无影无踪,

简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简介：问：陕西安康市赵小亭我在企业工作,请问单位是否应该定期对劳动者进行预防职业病的培训？答：是的。文件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

简介：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错误思潮蔓延，正能量的声音处于劣势，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屡遭围攻且得不到应有的有力支持、声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何尽快解决好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屡遭围攻的问题？本文从各级党委负责同志和有关主管部门要旗帜鲜明地支持、保护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对于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的言行要进行严厉惩处并要敢于出重拳，要旗帜鲜明地坚决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严厉打击其代理人、代言人等八个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科学建议。

简介：一审判决认定二被告人“使其处于饥饿、寒冷状态”来实施肉刑或变相肉刑，并列举了四个方面的情节。针对这些观点，我们逐条进行了分析：作为刑讯手段的“冻”“饿”等行为，必须是行为人为逼取口供而主动实施。一审法院认定的四个方面，均存在不合常理的情况.

简介：2016年1月，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快播公司开发的软件被称为“宅男神器”，拥有海量网络用户，加之庭审采用公开直播的方式，控辩双方就“技术中立”等多个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一时间“快播案”定性问题引起网民激烈讨论。快播公司等互联网企业在性质上该如何定性，其是否应该对存储在其公司服务器中的淫秽物品负责，互联网企业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是刑法需要明确的事项。“技术中立”能否成为免责事由，刑事责任的规定是否会妨碍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的快速发展，也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简介：见到关秀芳,给记者第一感觉就是干练,随着采访的深入和话题的展开,渐渐地感到关秀芳对于工作的热情。1989年8月,关秀芳进入北京邮政中心局,从事包裹印刷品的分拣封发工作。自入局起,她便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岗位。为了提高各方面的素质,尽快适应分拣岗位的工作要求,她抓紧一切机会和时间苦心钻研,虚心求教。1999年,她被北京市总工会授予首都劳动奖章。

简介：十八大以来,反腐成果屡屡刷新纪录,广受好评,反腐倡廉理论研究与廉洁文化传播也因此一改以往之'冷清'乃至'忌讳',从'冷门'走向'热门'。在这过程中,一批学者脱颖而出,引人瞩目,邓联繁教授(以下简称'邓')就是其一。本刊2014年第3期曾对其做过专访,详细介绍过其从宪法学教授转向重点研究反腐倡廉理论的基本情况,专访稿件得到了反腐倡廉领域部分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

简介：＂一个月完成1140工时＂,这是一个纪录,它属于张风源,同时也是华德液压的传奇。可这一切,在张风源的眼中只属于过去,属于那个年代。1990年,仅仅27岁的张风源就获得了首都劳动奖章。那个时候,能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获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但面对这样＂辉煌＂的过去,张风源却一直强调,自己只是干了自己应该干的罢了。从他的身上,记者感受到了他们那代人身上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精神。

简介：上世纪90年代初,西单电话局营业厅每天都有很多人簇拥在柜台前,要么申请装电话、要么询问何时装机,营业厅门前天天转圈围满了申请装机的用户。这对于西单电话局里那些老员工来说,真是又亲切又有些无奈,让人刻骨铭心,永远也抹不去。那时之难后来被业内人统称为＂五难＂,即装机难、修机难、移机难、交费难、查询难。1992年当上查修班班长的刘文革,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简介：在关于赦免的讨论中,被赦免者的意愿常常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纵观美国判例法发展史,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关于总统特赦的目的是一般福利还是仁慈＂,＂特赦的性质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等一系列争议。事实上,这些争议背后隐藏着人们普遍认可的一般性原则——赦免必须能够为被赦免者带来利益,这一原则要求被赦免者的意愿必须被赋予法律意义,因为赦免是否能够带来更佳处境,被赦免者最具有发言权。这一逻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制度要求：一方面,在我国自上而下启动的特赦模式中,未经同意的赦免对于特定被赦免者而言不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应赋予犯罪人或者受其委托的近亲属或律师自下而上申请特赦的权利,并设置相应的渠道和程序。总而言之,赋予被赦免者个人选择以法律意义,意味着现代赦免制度必须在政治目的和人权保障两种价值之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