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自本世纪三十年代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后冈、西北冈、小屯等地点发掘出土商代马车实物遗迹后,古史传说中的商人“乘马”,即商代已使用马车的问题,便为确凿的考古事实所首肯.随着甲骨文、金文的出土和释读,尤其是解放后殷墟内大司空村、孝民屯、白家坟、郭家庄以及殷墟以外个别地点等一大批商代马车遗迹的发现和发掘,使人们对商代马车内涵的认识愈趋深入,其中尤值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解放后出土的马车遗迹均获得了愈来愈成功的原型剔剥,从而使学术界真正地在实物角度上接触和认识了商代马车,使科学地深入地探寻商代马车本来面目的工作成为可能和取得硕果.本文拟就现见的商代晚期车马合葬坑的发掘出土资料,结合甲骨文、金文中的一些旁征,并参考有关学者对商代马车复
简介:<正>在我求学日本期间,接触到的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学界过去简单套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词句,排斥其他的理论,表现出一种反感情绪.总觉得当今考古理论和方法由于多学科的交叉显得非常丰富,而历史现象又是如此地错综复杂……,所以处理资料的角度,方法和分析历史现象的理论就应该更加灵活才好.并对我们过去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牵扯在一起的做法表示费解.1988年6月,日本大修馆发行的《中国年鉴》也批评中国的考古学界采取封闭政策(同时也说考古学界最近已有松动的势头),对中国的考古学学会仍不允许外国学者旁听表示遗憾.该书还特别批评了史学界不重视收集国外的情报,在事实上无视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于是出现:已有的成果得不到利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有人在
简介: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
简介:<正>南湖位于余杭镇西南500米,东汉蓄天目万山之水成湖.近代因苔溪的疏浚,南湖遂渐干涸.1985年镇水产队在这里专营挖砂副业.1986年和1987年,在挖砂中陆续出土了100多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积砂厚约1.5米,器物均在砂底发现,难以分清文化层次.根据遗物分析,较早的有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夹砂腰沿釜、牛鼻耳罐,还有少量骨角器,也有腹部附加一周堆纹的罐和鼎,数量较多的是良渚文化时期的黑陶器皿及石器.在60多件黑陶器中,刻有较明显陶文和符号的有5件.1、黑陶豆1件(86C3—347),豆盘呈椭圆形,侈口,豆柄,竹节状,有镂孔,喇叭形圈足,通高16.8、盘径19.3×12.3、圈足径11.7厘米,烧成后在盘面两端刻有复线“山”字形符号各一,盘中心刻有4个同心圆,似一个太阳外围带有一圈光环(见图一).这一符号与上海青浦西漾淀水井所出鸟纹尊上的图案基本一致,与山东莒县凌阳河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文字也有相似之处.盘面刻有文字的同类陶豆在1937年何天行先生所著《杭县良渚镇石器与黑陶》一书中曾有述及,何先生还记录了其中8个文字,有7个字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其中3个与金文中同类字可以相对应,何氏认为黑陶文字为初期象形文,为古代越族文件的表现.
简介:<正>亚洲象又称印度象,目前野生的亚洲象分布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及我国云南南部地区.我国除云南西双版纳以外,其它地区野生的亚洲象已经灭绝了.可是在古代,南自两广、云贵,北至中原地区,亚洲象都有广泛的分布.随着社会的发展,气候和生态的变化,再加上人类的大量捕杀,野生的亚洲象逐步从繁盛到衰退,以至在大部分地区绝灭了,先后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退居到岭南地区.现代仅生活在西双版纳一隅.象的这种盛衰变迁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界中气候、生态的变化密切相关.研究象的盛衰过程,不但涉及到自然科学问题,也涉及到众多的社会科学问题;研究象的盛衰规律有助于探讨我国社会发展的地域差异、古今气候、生态变迁等学术问题.故设此题目,试作论述.
简介: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南大门,城市文化馆所担负的任务与其他城市相比有共性,也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深圳市福田区现在又是深圳市的中心区,全市的大型文化活动主要集中在此,作为位于市区文化“中心腹地”的福田区文化馆,在充分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基础上,如何提高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正背负着的时代职责。随着“文化立市”建设的逐步深入,深圳群众文化的整体品位也获得了相应提高。但总体来说,还存在着待纠正的倾向:一是对外的辐射力相对较弱,定时、定点、定项目的全国性、国际性文化活动载体数量不多;二是深圳群众文化存在着俗与雅、高与低的比例失调问题。当下谈论深圳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如同一个天平的两端,一端是公益,一端是市场。深圳市福田区文化馆和其他的文化事业单位一样,在这种“文化立市”大背景下如何调整自己所处的位置?如何探索深圳文化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生机?如何寻找深圳文化发展的出路?最终如何获得面对文化大繁荣中的一种立场和态度?是眼前最具讨论价值和实际挑战性的话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