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宪法学内容重要，理论抽象，尤以基本理论部分的“宪法监督”为甚，这对教师和学生都充满挑战。在宪法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养成法律思维，学习法律推理，可以弥补传统讲授法的不足，避免教师枯燥地宣讲。学生被动地记忆所造成的低效学习状态。教师实施案例教学时要注意准确地选择，灵活地运用宪法案例，这是发挥案例教学法作用的关键所在。用于课堂教学的案例应包括外国宪法案例和中国宪法事例，在使用案例的时候应注意案例切入课堂的时机，案例与教材的衔接，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定位，纵深型讲解法和放射型讲解法的应用以及教学目的的实现等问题。

简介：我国现行调整保障房领域的法律仅关注产权型保障房的分配，而忽视其退出机制，此种立法现状导致的“结构性缺失”是制约产权型保障房制度顺利实施的症结所在。鉴此，构建公平、合理的退出机制是使产权型保障房回归“公共产品”的价值属性之保障。通过分析有限产权理论和共有产权理论下不同的退出模式，可以看出共有产权理论对于解决当前产权型保障房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应予以肯定并逐步完善。

简介：国家治理体系的提出与理念的丰富，要求政府工作的重心由“权力”转向“责任”，政府管理的职能由“管制”转向“服务”。相应地，也应以“服务行政”为目标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构建有效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行政立法可以从对公民权利的确认、政府职责的规制与公共服务的优化这三个方面实现对“政府角色”的规范，并从四方面进行具体设置：其一，建立健全公共服务领域立法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法律意识；其二，树立以保障民生为内核的执法体系，强化依法行政法律意识；其三，落实公共法律服务救济体系，拓宽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其四，政府与民间合力助推，形成一套综合评价体系。

简介：当下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需要国家事先或事后提供有效的社会救助以稳定社会秩序。社会救助的宪法基础是生存权保障，其已从一纲领性、抽象的概念发展出基于人性尊严的具体请求权内涵，要求立法应把社会救助作为政府的责任加以规定．明确保护公民宪法上的最低生活保障请求权。但传统意义上强调“国家责任”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以单方的行政行为为核心的。费用为“公的负担”，未能满足受救助者基于人性尊严的选择权。基于责任与执行的分离，在社会救助中公私协力、行政行为与契约并用来保障生存权．不但是解决实际财政问题之需要。更符合宪法上作为具体权利的生存权无缺漏保障之真正实现。

简介：我国行政机关责任清单存在依附型、一体型、独立型三种外部型态。经分析发现,依附型责任清单有悖于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一体型权责清单存在初衷背离、性质迥异及结构性缺陷等问题,皆不能成为责任清单的理想型态。当前有关独立型责任清单衔接性不足和编制难度过高的质疑并不成立。相反,独立型责任清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应将其作为责任清单的型态选择。在内部构造上,行政机关应选择职责追责型的建构模式,遵循衔接性、操作性、规范性、服务性四大标准。由此,责任清单的内部构造应当包括部门职责、职责边界、部门职责对应的权力事项、公共服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职责行使流程图、追责情形和追责依据。

简介：摘要：众所周知，商标是市场经营者用于区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记，但同时也是其商誉的载体或者无声的形象代言人，更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一种心理依赖。对于商标抢注，首先要对商标进行多视角矢量分析，揭示商标所具有的多维矢量向度；以此为基础，解析商标抢注之缘由在于商标的赢利能力与消费者的心理依赖性，提出评价其正当性应依据合法性与诚实性标准，进而分析其正当性否定因素主要是商标抢注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或者侵犯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最后对“樊记”商标抢注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作出判断。

简介：引言假如将刑事政策概述为公共权力机构采取的打击犯罪的所有措施，就不难发现这些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虽然速度或快或慢，但变化始终存在。同样，刑事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总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改变。

简介：本文选择中国近代有关住宅不可侵犯权的宪法和刑法变迁作为考察对象,希望通过对近代以来住宅不可侵犯权理念和实践的重述,澄清有关问题,以此更加准确地认识近代法制史。

简介：本文从“官有公法，下凭私契为据”与“民有私约如律令”这些合同习语出发，广泛收集相关历史资料和学术研究资料，系统考察了“官有公法，下凭私契为据”与“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语词渊源和作为其主要载体的中国古代“地券”的概念、法律属性及其与土地买卖契约的关系。笔者发现：在中国古代，民间私契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等同于官府律令的效力之理念由来已久；民间长期存在着与官府律令相对应的，以意思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事习惯法；中国古代民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有其独到之处，即通过对公权力的界定来给出私权活动的范围，以正律仅仅作为一种民事活动底线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在实定性的私法体系外设想和构筑民事法律秩序。

简介：凯洛案后，美国联邦政府和大部分州政府通过立法与司法等活动，来限制经济发展型征收活动，以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免受国家征收权的侵犯。但由于经济发展型征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此类征收在美国仍大量存在。这种矛盾现象主要是由美国社会对经济发展型征收的担忧与经济发展型征收的客观需要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我国目前也存在类似的矛盾,因此，需要比较我国与关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同与差异之处，确定我国经济发展型征收的要求,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免受不当征收的侵犯。

简介：2005年6月18-19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教育部政治学重点研究基地),联合举办了"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台湾大篌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2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简介：宋明以来,无论府、州、县,其长官皆以“知”为名,寓意其治下事务,不分巨细,均与知府、知州、知县的职责相关。故而,作为事实上本来最为亲民的“知州”、“知县”,其职责更是州县民生所系,所谓“受寄民社而命之,曰知州,曰知县”。

简介：公众参与是行政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公众参与应当是有效的参与，能够发挥参与应有的作用。我国当前虽然在众多领域均确立了公众参与制度，但由于诸多问题的存在而导致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高。要提高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就应从进一步规范公众参与方式、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及公众参与者的权利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

简介：<正>法律文献的考订,是研究我国古代法制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然而,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大多轻视法律之学。早年,我国著名法学家沈家本(1840—1913)就尖锐指出了这个痼疾的存在,他说:“世皆懵暗,自古己非,积习相仍,于今为而。”(寄簃文存,元史新编跋》)他还举例说,

简介：聂树斌案具有我国刑事冤错案件成因的共性,即公安机关违法获取虚假的认罪供述,进而编造所谓有罪证据,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仅进行形式化的审查与审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接力协作,法定制约关系下的层层把关沦为关关失守,可谓共同铸成冤错。为了预防冤错发生,需要废除分工负责关系原则,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聂树斌虽获改判无罪,但该案的申诉审查、申诉复查、再审程序均值得检讨。已决案件因发现新证据而出现重大疑点时,如权利人提出申诉,法院应当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错。为了有效纠正冤错案件,应当完善申诉制度,发挥再审程序的救济功能,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责无旁贷,应承担起最高的法律责任。

简介：印度流域管理法律政策凸显了以流域为单元建立流域管理机构、流域管理对象为水生态系统整体、多种措施并用保护流域生态系统等特色。我国流域管理立法应在重视水的生态价值,确立对包括水在内的生态系统整体予以保护的理念、提升并明确流域管理机构的职能和管理范围等方面作出有益的尝试。

简介：房产租赁合同存在无效附属协议是否影响主合同效力,法定代表人口头承诺的法律效力,可变更、撤销合同的变更、撤销方式等三个问题。附属合同或合同中部分条款无效不能决定主合同效力,但可根据无效条款提供的信息推断当事人的主观方面,构成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应认定合同效力为可变更、撤销。法定代表人个人经营性行为可以代表法人,代表的形式可以是口头合同,法定代表人口头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可变更、撤销合同的变更、撤销权为形成权,变更、撤销方式以诉讼、合意为主,依诉行使的撤销权为形成诉权,单方意思表示原则上也会引起合同的变更和撤销。

简介：为了保护女职工因特殊生理特点而在劳动中所产生的健康需求，新中国实施女职工劳动特别保护制度，女职工禁忌从事的一定范围的劳动是其中的重要组成。2012年在东南沿海某省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企业能较好地执行相关规定。女职工禁忌劳动保护的实施效果良好，然而，也存在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立法因用词专业而致非专业人员难懂、一线女工一怀孕就辞工回家、哺乳母亲不返工现象普遍等问题，令人深思。应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完善相关立法，政府、企业、工会等主体各尽其职，这样才能促进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的落实。

简介：从司法的视角，将网络民意同一般民意进行了区分、将司法与一般公共活动进行了区分，结合网络民意的特征和司法活动的性质，由浅入深的论述了网络民意对司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重点论述了网络民意对我国法治建设可能会产生的深层次消极影响，以期提醒人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面对网络民意。

简介：源于普通法之自然正义原则的听证制度,因可为当事人提供意见表达与利益交涉的平台,而成为行政决定合法性的重要制度装置。但与私益听证主要代表消极的防御权不同,公共听证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多种公共价值,是公共决策正当性的重要制度支撑。我国的公共听证理论,未从根本上区分代表防御权的私益听证和代表民主参与权利的公共听证,因此造成了制度建构的诸多误区。公共听证的引入,旨在破解公共决策过程的封闭性、结构化与单向度,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在实践中,我国的公共听证程序设计与运作仍然延续了传统科层制习气,与民众之表达和参与意愿相去甚远,公共听证俨然已成为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制度装饰。公共听证因此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性质上明确公共听证的定位与价值,充实公共听证的民主取向,理顺公共决策与公共听证的逻辑关联,健全和完善公共听证的操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