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第一代网络原住民＂的青少年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场域是网络世界。网络世界为青少年学生的学习、交友、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其道德行为的失范提供了可能。青少年学生在网络中不同程度存在着有意或无意传播网络谣言、进行网络剽窃、实施网络暴力、实施网络犯罪等道德失范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青少年学生的生理心理正处于＂疾风暴雨＂阶段、互联网固有的一些特点以及社会转型期＂价值真空＂的存在等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可通过学校教育、政府部门监管、道德榜样示范等途径加以解决。

简介：青春期是一个快速成长的阶段,各类行为问题层出不穷,其中药物滥用和反社会行为常常相伴而生。长期以来,青少年反社会行为被视为药物滥用的后果之一,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关系复杂。基于最新的基因-心理-环境视角,它们之间可能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共生关系。这种从基因-心理-环境角度出发的解释模型,有利于澄清两者背后的发生机制,对于识别、预防和干预都有着重要意义。

简介：大多数人以为,青少年反社会行为是青少年由于遗传及教育失调等而未能积极适应环境的产物。潘光旦综合生物及文化因素,认为人的行为同时决定于自然天性与后天环境的作用。故而,青少年反社会行为可归结为先天遗传素质不良与后天教养环境失调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青少年反社会行为需从生育优生化、人性教育、社会机会均等化以及建构折中家庭等方面着手。

简介：犯罪场所是犯罪行为实施的空间要素之一。由于青少年对空间环境较为敏感，其犯罪行为与案发场所情境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不同场所中犯罪类型的差异、不同场所犯罪的暴力倾向差异以及作案难易程度的差异等。对青少年犯罪场所的研究，有助于犯罪空间预防工作的开展。

简介：在日本灭亡朝鲜的大背景下，1920年3月，朝鲜新韩青年党于上海创办《新韩青年》杂志，以笔为枪，讨伐日本侵略者，以图喊醒青年，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刊物的主要内容为朝鲜民众纪念独立运动，争取自由，反对入侵，抗日救国。该刊现存罕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有藏。

简介：社区志愿者的态度与行为不仅会影响到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也会影响到社区的治理与发展。本文以北京市A街道为案例,首先描述了A街道志愿服务的现状,其次分析了社区志愿者的态度及影响社区志愿者行为的因素。文章发现,目前A街道的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更多是基于互惠心理,而街道办事处的组织动员等结构性因素是影响社区志愿者行为的重要因素。同时,体制内的组织动员能够强化居民的＂认同＂和＂互惠＂心理。最后,文章针对研究发现提出了改进体制内组织动员志愿者的方式和激发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力等建议。

简介：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在主动性人格与职业决策困难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而父母的职业相关行为对这一中介作用有影响。基于23所高校的2929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1)父母职业支持度越高,主动性人格经由职业自我效能感而降低职业决策困难的程度越大;(2)父母职业干预程度越强,主动性人格经由职业自我效能感而降低职业决策困难的程度更小;(3)父母职业冷淡程度越强,主动性人格经由职业自我效能感而降低职业决策困难的程度越小。

简介：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年轻人的消费曾经历过辉煌时期,但是80年代后直至今天,日本年轻人被形容为＂失去朝气＂的一代,他们那种旺盛的购买欲已不复存在。透过年轻人消费的变化,我们可以窥见日本社会的未来形态。一、青年消费的辉煌时代1970年代以前,即战后复兴至经济高速发展的那段时期,日本人都是勤奋工作的,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普通人的富裕生活。

简介：讨论如何打击瞄准象牙和犀牛角等偷猎野生动物及违法交易的会议，于当地时间10月11目在英国伦敦举行。会议由英国政府主办，约8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

简介：挫折一侵犯理论指出，当个体受到挫折时，很有可能发生攻击行为。基于调研数据，采用OrderedPr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儿童青少年在同伴交往和学业成绩方面遭受挫折更容易激发攻击行为。为了减少和防止儿童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进而避免青少年犯罪低龄化、团伙化和暴力化的趋势，提出了改变家长和学校认知、改善学校和家长教育方式等措施。

简介：未成年人劳动教养曾是我国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矫治制度之一。劳动教养制度自施行以来,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未成年人,对维护社会稳定、预防控制青少年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劳动教养制度因缺乏法律依据以及程序设置的缺陷而备受质疑与批评,社会各界要求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废止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自此,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原拟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违法行为矫治法》经过多年讨论,终因分歧太大而遭遇＂难产＂,甚至有学者认为《违法行为矫治法》1不会启动。在此情况下,本文对如何处置原来通过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惩戒和矫治的违法未成年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简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实现本国利益而愈发进取。特别是在近年有关南海、东海争端中，中国被描述成咄咄逼人和野心勃勃的。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不安全感和反应性特点。中国领导层尚未进入其国际新角色的状态，中国对其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国内和国际挑战，以及不可避免的紧张，尚未做好管理的准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这种内向特性却往往被忽视，主导西方学界的新现实主义对此无法进行解释。这就需要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同时强调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变化。这种分析框架能够为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分析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简介：在推进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感到有不良行为青少年大多处于“家长管不了、老师很难管、社会很少管”的状态，是向违法犯罪转化的主要群体，也是工作的重点、难点。为此，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努力把握该群体特点规律，着力推进分类分层次教育矫治，初步打造了针对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的一体化、链条式、综合化教育矫治工作体系，并形成了几点思考。

简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存在缺乏专门机构、注重事中事后预防和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制约了罪错行为未成年人的预防保护。“枫桥经验”“群众说事、法官说法”是社会综合治理的先进经验,其中依靠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坚持以人为本真情挽救原则、建立纵横相连的网格管理系统、完善矛盾纠纷的预测预防机制等经验值得在未成年人罪错预防领域借鉴。通过树立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建立五位一体保护预防网格,试点推行强制亲职教育制度,不断净化未成年人的社会环境,建立不良行为社区矫治制度等举措,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简介：衡平法作为发轫于英国的特色司法体系,其历经数世纪而延续至今的生命或须归功于两大创制:不受判历体系羁束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与可强制当事人行为的禁令制度,这两大创制构成了衡平法在维护实质正义、个案正义方面高效率的基础,也标示着英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土壤与其司法制度之间的亲缘关系。

简介：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了大学生参与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集群行为）中从众行为的模式类型和表现形式,分析了群体因素、情景因素和个人因素等从众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了集群行为背后寻找行为参照、偏离恐惧、人际适应等社会心理动机。分析了网络从众行为（羊群效应）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提出了在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中大学生网络从众行为的教育引导策略。

简介：家长作为与青少年子女联系最紧密的初级群体,其态度和行为深刻地塑造了子女的网络游戏使用形态。基于全国性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本文考察了家长群体对于青少年子女网络游戏行为的认知情况和管理方式。数据结果表明,在认知层面,家长群体对于青少年子女的游戏使用类型、游戏使用地点、游戏接触时间等方面的认知与青少年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在管理层面,家长群体对青少年子女的游戏管理行为包括游戏时间管理、游戏设备管理和游戏下载管理,其中初中阶段青少年的家长对孩子管控最为严格。本文认为,现阶段家长群体对于青少年网络游戏存在＂重态度而轻行为＂的特征,家长群体若希望积极有效地引导青少年子女使用网络游戏,首先必须加强对子女网络游戏实际使用行为的了解。

简介：我国大陆地区主要通过行政干预矫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性质团伙化、暴力化以及低龄化的现象表明行政干预的效果并不理想。我国台湾地区以司法干预为主对不良行为进行干预,将具有不良行为且有犯罪倾向的未成年人界定为少年虞犯,通过设置多样化的干预措施以及配备专门的观护人员矫正不良行为,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本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梳理台湾地区少年虞犯的立法与实践,分析大陆地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干预模式之不足,从实体法以及程序法两方面对司法干预的构建提出建议。

简介：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表现和处遇措施进行了规定，并将这些不良行为少年分置不同的部门管理，客观上造成无法全面落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主义的局面。相比之下，日本在立法上明晰地将非行少年分为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恰当地规定了相应报复处分措施，并拥有一套完整、系统的司法机构，使得日本能够很好地实现对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和矫正，确保少年的健康成长。比较中日两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正制度的不同，对发现我国相关制度的不足，构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正制度不无裨益。

简介：我国当前面对网络犯罪的多发,对提供中性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的刑事处罚呈现扩大化趋势,不仅实现了对网络服务商中立业务行为未必故意的全面处罚,还形成了共犯正犯化的处罚逻辑,更有偏向刑事化判断的思维逻辑。这种处罚逻辑,无不与网络犯罪的异化、扩大解释、无前置法等因素有关,但却多有违背罪刑法定与法治原则,影响了网络服务商业务的正常运行。中立帮助行为在德国实务与理论界讨论近一百年,其主要内容多从主观故意方面认定。在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对网络服务商中性业务的处罚上,有偏向于限制处罚的趋势。为了兼顾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与网络服务商的正常业务,对于网络服务商的中立业务行为,只有制造不容允风险才能归责,并且不同类型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容许风险应有所区别;在主观故意上应坚持网络服务商的主观确知,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推定规则进行认定。同时,网络服务商具有提出信赖原则、合理使用、安全港条款等抗辩事由的权利,阻却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