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次形态,行政协商机制是兼具中央推动与基层适应的政策,但依然受到了基层行政组织的排斥。理解这种“排斥效应”的关键是对城市内各级政府(行政组织)在治理过程中的互动进行探究。本文对F市M社区与S市T社区进行双案例研究,以“双尾设计”为原则,选取两个差异特征较为明显的案例进行差别复制的检验。研究发现,城市纵向政府间的“权责倒置”机制是造成行政协商机制被城市基层治理所排斥的关键原因。对“权责倒置”机制的分析将有助于调整城市内的纵向政府间关系,为突破城市基层治理中“政府一社会”关系的内在张力提供方向,为城市基层行政协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
简介:2月11日是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成都市召开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年动员大会,出台《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先进城市的行动方案》以及10个配套行动计划,以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推动成都走向世界。主要目标到2019年底,营商环境短板弱项明显改善,所有涉企事项网上可办率提高至95%以上,办理时限压缩30%以上,部分领域营商环境指标达到国际公认的先进水平。到2020年底,以企业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力争涉企事项网上可办率达100%,办理时限压缩50%以上,各领域营商环境指标全面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在全国营商环境评价排名中位居前十强,加快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先进城市。
简介: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既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已形成了双边与多边网络结构。全体成员参与协作的制度性安排试图促进府际协作,通过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收益动机、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形成的外在约束来影响并改善府际协作。制度性安排与府际协作的网络变迁历经城市群的非协作时期、培育协作时期与自主协作时期三个阶段。2006-2015年间我国城市群联席会数据表明,省内与跨省的府际协作差距巨大,其中制度安排对长三角双边协作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使得该城市群协作从培育期进入自主时期。京津冀目前尚处于前协作阶段,但已向培育期转变。为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府际协作,应尽可能地考虑降低城市间协作可能遇到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根据不同的结构进行制度性统筹安排。
简介:在一系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下,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规划和实施智慧城市发展项目。尽管中央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制度和财务支持,然而目前各地智慧型城市发展仍相当不均衡。本文在政府创新扩散理论与智慧城市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五要素、两大理性(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模型来解释中国智慧型城市发展,并以2015年全国147个智慧城市的横截面统计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检验。我们发现尽管作为问题导向的技术解决方案的智慧城市建设是由包括环境污染和城市拥堵等政策需求推动的,但是和西方国家智慧城市发展不同的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策需求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数据分析显示环境污染和智慧型城市发展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城市人口密度和智慧城市发展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我们的分析也发现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由技术理性推动的,政治考量也很重要,作为城市"一把手"的市委书记政治支持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
简介:条块协调何以可能是理解中国官僚体制的弹性和活力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考察了上海市的城市基层治理经验,发现大都市对治理质量的高要求对城市基层治理的条块协调构成了巨大压力,由此形成基于正式政治的条块协调机制和基于非正式政治的条块协调机制协同并用的城市基层治理景观。本文在分析城市基层治理中条块矛盾的表现形态和发生机制的基础上,着重梳理了条块协调的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的多样化形态。文章最后对条块协调的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双轨运作"的理论框架,并尝试性地解析了"双轨运作"中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的四种交互模式。
简介:在"社区"内涵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功能主义和地域主义两种认知分歧,并在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衍生出一系列治理困境,迫切需要社区作为一种生活和精神"共同体"的功能性复归。共同体化的价值内核,在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程序的民主化、治理基础的契约化、服务对象的普惠化及居民交往的互助化五大表征。而推进社区"共同体化"的实践策略在于: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建构多元联动的社区治理格局;引入现代管理制度,推动社区服务管理的专业化发展;搭建公共参与平台,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常规化联系;加强社会资本建设,提升社区居民之间的互信互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