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保护性备灾措施对企业的连续性运营非常重要.本文分析了来自美国加州地区933家企业的备灾模式和主要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在1997年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搜集的资料,主要地点是受1989年LomaPrieta地震影响的地区.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保护性备灾措施可以分为4类：规划类,资源准备类,知识学习类和保险购买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之前的因灾损失和决策者的风险认知是总体上影响企业备灾措施的显著因素.此外,位于不同领域的企业在采取保护性备灾措施方面也有所不同,金融/保险/不动产行业更倾向于采取备灾措施.另外,不同的因素在规划、资源准备、知识学习和保险购买4个维度的效果也不太一致.最后,在基于上面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简介：本文基于转基因食品事件的微博数据,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结合PADM理论、启发式-系统式理论与应对行为理论,探究转基因食品事件中消费者应对行为的特征、规律及其形成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事件的认知受伤害属性、信息源、事件响应的影响;处于防卫动机、从众心理强的消费者采用启发式信息处理路径,在未仔细评估的情况下直接形成决策和应对行为选择;处于准确性动机、了解转基因知识的消费者会采用系统式信息处理路径,基于对转基因食品事件情境的认知形成感知和判断,包括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感知和行为感知;继而通过决策制定选择相应的应对行为。研究结论对于提高转基因食品事件的风险沟通效果、引导消费者形成合理的应对行为具有重要价值。

简介：公众对核电站往往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感知。本文试图从风险信息视角探究影响公众核电站风险感知的因素。本文选取位于我国山东省海阳市的海阳核电站建设为实证研究背景,并对海阳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展开调研。基于防护性行为决策模型（PADM）,从风险信息视角构建了一个影响因素模型用来研究公众的核风险感知。研究发现：公众依赖传统信息渠道获取有关核电站建设信息的程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核能知识、核事故知识以及核风险越高;公众依赖网络信息渠道获取有关核电站建设信息程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核能知识、核事故知识越多,对核风险感知则越低;公众接受的核能知识越多,其核风险感知则越低,而公众感知到的核事故知识越多,其核风险感知越高。此外,利益感知与风险感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简介：识别空气污染的高社会脆弱性地区,查明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这对于降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提升空气污染防治的效果都至关重要。本文首先提出了面向区域的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概念模型,并据此建立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而以省级行政单元作为分析单位,运用投影追踪聚类模型,识别了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排名前五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本科及以上人口比例＂、＂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儿童（14岁及以下人口）＂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同时,通过集成社会脆弱性指数来探索中国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社会脆弱性指数均值保持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0年,社会脆弱性指数标准差持续上升,2010年后出现下降。在整个研究周期内,全国各省的社会脆弱性经历了普遍偏高至部分好转再至好转局面扩大的变化。社会脆弱性的好转始于东北局部,再扩展至东部沿海,继而向中西部推进。在空间分布上,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社会脆弱性偏高,北京和上海的社会脆弱性最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水平居中。

简介：基于社会心理危机的风险放大机制,构建突发事件中公众安全感影响因素模型,其影响因素分别是事件属性、政府应对、媒体传播和群体心理与行为。利用网络爬虫软件对2014~2016年32件重大突发事件,包括新闻、新浪微博、百度搜索指数等在内的相关文本数据进行采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探寻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导致公众安全感缺失的必要条件和逻辑条件组合。结果显示,影响范围广、应对不及时、谣言的存在和消极的群体情绪,是导致公众安全感丧失的必要条件。当其他条件变量与必要条件同时发生时,最容易引发公众安全感的缺失。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媒体传播对公众安全感的解释力最大,其次分别是事件属性、群体心理及行为和政府应对。据此,构建以提升应急能力为目的,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协同参与的心理危机治理机制。

简介：校园欺凌事件中受欺凌者具有显著特征,针对这些特征进行防治将会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对广东省校园欺凌状况的实证调查样本及广东省校园欺凌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将广东省受欺凌者的特征与现有研究成果归纳的受欺凌特征进行对比验证,发现欺凌事件中个人、家庭以及学校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对个体受欺凌情况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广东省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存在受欺凌比例较高、受欺凌危害程度相对较低、网络欺凌渐成趋势等特点,基于此,校园欺凌可以从受欺凌者的角度来加强防治,进一步加强学生自身的反校园欺凌思想及能力建设、强化学校对受欺凌学生关爱与侵害预防管理、完善受欺凌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机制、建立并完善受欺凌学生家校交流制度及发挥政府校园欺凌防治职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