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年)在其编撰的《汉书·艺文志》(下文一律省称为《汉志》)中考察由先秦至西汉时期的学术源流得失,并就所见的不同著作判分学派归属。班氏在道家类载籍中著录了一部佚失已久的作品——《郑长者》,本文即试图对此部佚籍作一探讨。关于《郑长者》,《汉志》中如此记述:'《郑长者》一篇。'班固自注:'六国时,先韩[非]子,韩[非]子称之。'而唐人颜师古(581-645年)在注解《汉书》,提及《郑长者》作者的时候,引用西汉晚期学者刘向(前77一前6年)的《别录》,指称:'郑人,不知姓名。'~①可知《郑长者》只有一篇,篇幅短小,作者大概生于战国时期,但是在班固的时代,对其身份已不大清楚。到唐代的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也仅能指出其书作者是郑国(今河南省新郑市)人,真实的姓名已无从知晓。另一位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义》,也透露了一

简介：清代帝王赐书传统在清代书法史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清代帝王赐书的研究领域缺乏从书法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此处从清代帝王赐书的对象、赐书规模、赐书相关制度、赐书社会影响等方面揭示清代帝王赐书的运行机制,挖掘赐书背后潜在的政治效力对朝廷书法发展的重大影响。

简介：在印度诸多民间故事集中，《五卷书》（pancatantya）是最负盛名而且影响较大的童话寓言集。据有关学者统计，从公元6世纪至本世纪20年代它被译过15种印度语言、15种亚洲语言、两种非洲语言、22种欧洲语言，共有200余种变文①。《五卷书》有许多变异本和传本，并产生和形成于不同时代。梵语文学史上把印度古代梵语文学分为吠陀时期（公元前15世纪—前5世纪）、史诗时期（公元前4世纪—3、4世纪）和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公元1世纪—12世纪）等三个时期。《五卷书》的产生和形成时期几乎贯穿了整个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印度人把《五卷书》称为Nitisastra，在这里IIiti可以译为“道德”、“道理”、“正道

简介：古籍的制作和传播方式是同异本现象产生的必然原因,而诸如文字本身的差异、誊抄副本的传统、剽窃作伪的行为、佛经的翻译和流传、历代书厄、学术论争、名讳及时政的规避等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亦是同书异本产生的重要诱因.它们交互作用,共同营造了版本学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

简介：上世纪90年代,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群书治要》,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进行考证、点评、标点、勘误,集结成书,名为《群书治要考译》。习仲勋2001年为此书亲笔题词：＂古镜今鉴＂;2009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西班牙期间,

简介：2016年5月25日凌晨,105岁的杨绛去世,各种悼念文章铺天盖地出现在网络、媒体。清华大学附近的北京地铁圆明园站内,也悄然出现一张纪念海报,整个画面只有杨绛一人,她似乎一直都在静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旅客,而她也在这样的人世旅途中走了一辈子。如今她到站了。海报中极少的几个字使人感到十分亲切与妥帖——

简介：志书应灵活运用＂不越境而书＂这一传统修志原则,应＂越境而书＂,与时俱进,＂越境＂收录与境域内在区划、经济、教育、文化、人物、风俗等方面密切相关的内容,以充分反映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

简介：2011年11月9日，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龚书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为表达对龚先生的缅怀之情，本刊特刊发原中国史学会会长、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先生，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先生，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汝丰先生，原中国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王玉璞先生，中华书局资深编审陈铮先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先生撰写的一组文章。他们饱含深情，从不同角度回忆了龚书铎先生的学术风格和高尚品德，高度评价了龚先生对中国史学所作出的贡献。

简介：龙髯六品旧才臣,排荡摩笔有神。惟是北碑胸臆拄,端容矩步损天真。梁任公岭峤人杰、盖代才士,师从康南海而出蓝居上,艺文学行皆拔戟自成一队。戊戌维新,德宗亲委以译书局事务,寒柳堂所咏'旧是龙髯六品臣',即此之谓也。机失变起,避祸东瀛,主新民丛报诸刊笔政,力倡改良,笔扫千军,汪洋恣肆,号为新民体。民国肇建,府院论政,庠序传薪,声光远出侪辈之上。平生持术多变,每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终始据守弗移者,

简介：敦煌“保护神”常书鸿赵书常书鸿于１９０４年４月６日出生于杭州满城，祖上是杭州八旗满洲官兵．１９１８年考入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予科，１９２７年考入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于科，１９２８年转入专科，学习油画和染织美术，１９３２年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进入劳...

简介：用石头作为刻写书籍的材料,具有经久不坏、长期保存等特点。远在文字发明之始,人们就已有在石头上刻书的举动。例如,在古埃及很早建造的金字塔和庙宇的墙壁上,就深深刻有文字和形态各异的图画。这些内容记录了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的生活过程与情景。又如,巴比伦国王汉莫拉比于公元前18世纪,把维护奴隶制的法律282条,刻在一根高8尺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这就是著名的《汉莫拉比法典》(亦称《石柱法》)。法典全文均用楔形文字铭刻,它是研究古巴比伦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现保存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根据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我国早在商代就有了文字刻石。《墨子》一书中多次提到“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石刻文献与金文文献一样,使用较为普遍。我国收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档案是石鼓文。唐初年间在陕西天兴县(今凤翔县)发现了10个石鼓,而每个石鼓上均有刻文。有关石鼓文的刻制年代,历史上曾争论不休。有说是周代刻制,有说是战国时代秦国刻制,还有说是秦朝或汉朝刻制。1931年,学者马衡作《石鼓为秦刻石考》,结束了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马氏认为,石鼓出土于秦国雍地,鼓文中所见水名“氵开”正在雍地,所以石鼓当为战国时期秦国之物。马说精确,遂成为定论...

简介：东汉郑玄(127—200)，对《礼记》的注释能在诸家注释中脱颖而出，最终保留至今，与其涉猎广泛、博学多才有关。他杂采诸家，巧妙地利用群书来诠释、补充、校正《礼记》，看似随意点染，实为大家手笔，使得《礼记注》摇曳多姿，成绩斐然。本文试对郑玄利用群书作注加以分析，不当之处希就正于方家。

简介：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个内忧外患不断、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的年代，统治者对外敌卑躬屈膝、忍辱苟生，写过大量历史演义的蔡东藩谥之日“鼻涕”，鄙之极也。然而就文化而言，宋代却是我国封建时代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之一，不论是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均取得辉煌的成就。陈寅恪先生认为宋代乃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不无道理。从宋代的刻书业也可窥见一斑。

简介：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具有转型时代的特色。本文对康有为的《大同书》进行特征方面的剖析。从《大同书》的视野、思维、主体等三方面的特征，论证康有为“大同”思想视野上的超阶级、超国界、超人类特性；思维上的创新性、世界性与逻辑性；以及《大同书》所体现出的主体上的批判性、伦理性和责任性。从全新角度高度评价康有为的《大同书》，它永远是人类理想主义的瑰宝。

简介：《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嶷至镇，一日遣三千余人。见囚五岁刑以下不连台者，皆原遣。以市税重滥，更定[木烏]格，以税还民。禁诸市调及苗籍。”

简介：民国元年(1911)，汉中城内(旧称南郑，即今汉台区)只有一所中学、两所小学。师生尚不足300人，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大后方的汉中内迁的学校及文化团体渐次增多，便陆续有了多家私营书店，由最初的5家增加到20多家，规模较大的有生活书店(1938年在今汉台区东大街西药零售处，后迁至川主庙街)、

简介：《答陈齐仲（书）》长期以来被引用，都作为朱熹反对研究草木器用等客观事物之证，其实，这是误解。如将此书与朱熹稍早所写的《吕氏〈大学〉解》并观，便知它们全是在抨击佛教所主面对草木器用等，通过内心冥思苦想，以求“忽然悬悟（顿悟）”之说，而坚持格物致知，即认为对“眼前”万物之研究，虽分先後缓急，然全都必须有一逐渐积累过程，方能“一旦豁然贯通”，求得其“理”。

简介：常书鸿多彩生涯纪盛□秦鸣凤１９８０年常书鸿陪同邓小平参观莫高窟著名画家、敦煌艺术学者常书鸿，１９０４年４月６日（清代光绪三十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原姓伊尔根觉罗，满族。祖父名少峰，为清代驻防浙江杭县并安家落户的“世袭云骑尉”。...

简介：《编书与读书》(书海出版社1992年版)是重庆出版社编辑秦树艺同志的一部新著,依据内容及文体而划归三辑。第一辑写“专业编辑工作的点滴感受”。编辑有许多琐细但关系重大的工作,然而因为屑小很少有人撰文议论;但树艺同志却注意并且认真著出文章来。如《为了一个标点符号》、《把好看清样这一关》、《寄信与收信随想》等。第二辑提倡“著一点书评。文章的篇幅不妨短小

简介：典籍觞滥于人类文明之始,是人的创造物,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获得了独立于世的意义,为自然之物,无需顶礼膜拜,也不必禁焚抽毁,然而在历史上,典籍的命运神秘莫测,或被神化,或被禁毁,典籍崇拜现象时有发生,祭书即是现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