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翻开人类语言史,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是:文化。文化,这个无网之网是世界与人生的巨大包容体。然而,对于文化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个文化之网,以及文化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形态等,一直是人类探讨的重大课题之一。面对汗牛充栋的文化研究资料,再来苦思出一个文化的精确定义,或许有其价值,但未必是文化深入研究的最佳通道。与此相通的是,我们难道不可以问一句:什么不是文化呢?是的,文化概念的界定往往表现为一种文化观念,而观念的价值形态的不确定性则往往是文化研究歧义所在的根本。难道文化研究已无路可走?比较文化的兴起似乎给文化研究打了一针强心剂——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以异域文化为参照的思想系统正在显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文化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作为一种前提,加之文化范围的无所不包,使此类比较文化产生了更多的歧义,墨子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可作为对这种纷乱状态的最好诠释。面对文化研究如此的“多义性”,我们是否能找到牵系文化乃至比较文化的至关重要的“神经”呢?
简介:东晋成帝时期的殷融曾提出时有“中兴四佐”。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中兴四佐实指晋元帝时代的刁协、刘隗、周顗、戴渊四人。学界传统上依据东晋史料,多以元帝崇尚申韩之术,所任使之心腹唯在刁、刘,而对周顗、戴渊于元帝一朝的政治施为殊少研讨,实则周、戴二人以元帝心腹的角色活跃于政坛当亦甚早。周顗之文化名望仅次于王导,据《世说新语》其人在琅邪王氏之外的主要交集者庾亮、桓彝、郗鉴、谢鲲等均是亲帝室人物,此种政治立场的巧合当非偶然;戴渊因具武干而数次被委以控制地方力量的军事要职,其对于元帝掌握政局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视。中兴四佐缺载于此后的史籍,应当与刁、刘同周、戴在政治、社会风评上的巨大差异,周、戴奉事元帝之政治脉络的隐秘性,以及以王导为首之琅邪王氏势力对于第一次“王敦之乱”话语权的争夺及重塑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存有密切联系。“中兴四佐”的意涵究为“元帝的四位股肱之臣”抑或仅为“元帝时因王敦而罹厄之四臣”,明帝、成帝之世就由于上述原因而在时人观点中各有呈露,同时这两种价值判断均随着政治掣肘和时代移易,先后消逝在东晋的时人谈资与史籍记录中,故而未受到后来治史者应予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