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文艺自汉末以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是由社会政治的动荡、儒家思想的衰落、玄学佛学的兴盛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魏晋南北朝虽然长时间处在分裂、动乱之中,但却是继先秦之后有一个思想大发展的时期,人的自觉、文艺的自觉延续近四百年。正如徐公持先生所说“衰世文学未必衰”。(参徐公持先生《衰世文学未必衰——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载《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西晋(265—316)、东晋(317—420)的文艺发展有得有失。以前关于两晋文艺的研究多指出其过度形式化的缺陷,对其张扬个体人性的特征太过忽视。实事求是地说,儒家关怀人伦日用文艺精神在两晋诗歌、辞赋、文艺思想、书法等方面确实极度缺失,这使得两晋文艺大大丧失了关怀人伦日用的积极精神,文艺作品的批判讽刺等社会功能大大减弱,两晋文艺的总体品质的确不高。但是,两晋关怀人伦日用的文艺精神的缺失又促进了士人思想的解放,以东晋玄言诗为代表的关怀人性的文艺精神得到极大的张扬,这也是不容否认的。总之,两晋文艺既有明显的缺陷,同时在文艺精神上又有凝聚和深化。两晋士人将目光转向文艺自身的特质、规律,在文艺领域大胆探索,不仅拓宽了文艺的范围,而且深化了文艺的抒情性,显示出独具特色的两晋文艺精神,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隋唐以后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士人精神。
简介:黔中王学思想之"心统学政"的理论特质和"重行致用"的实践特质是黔中王学自身学术品质和思想发展与具体的时代、地域语境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内在理论演化的必然性和外在语境促成的偶然性。"心统学政"以本心为本体依据,以致良知为心物间的功夫指向性,以知行合一为心、学、政三者间价值转换的理论依据,在理论层面呈现出"心学合一"、"心政合一"和"学政合一"三个维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层面呈现出"心学"、"心政"和"学政"三种理论形态,表现为"修身"、"为学"和"为政"三种活动形态。"重行致用"体现于黔中王学以讲学治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并表现出黔中王学思想的政治、文化向度。这主要表现在黔中王学积极讲学以善俗化民,引领士风,建构地方秩序、民间话语等治世实践饱含着以儒学大传统涵化夷文化小传统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感,以及体现出的强烈的道统立场和国家在场意识。"心统学政"和"重行致用"体现出黔中王学的学派学术个性和时代思想的共同取向,凸显出明代黔中王学思想作为地域断代思想史的地位和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