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闻一定是信息,但信息未必是新闻。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差异性,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在不断地变化。从原始社会单一的人内传播、人际传播,到新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分众传播、自媒体传播等,虽然信息的内涵未变,但信息采制主体及其传播方式,尤其是信息的呈现形态却发生了深刻的嬗变。新媒体时代,对于信息载体而言,新闻采制主体及其传播方式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必须实现现代化转型。

简介：“媒介排斥”是当今信息时代的一种普遍可见的现象，它己全面渗透到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信息时代最大的社会区隔。本文从分析“媒介排斥”的概念入手，研究媒介排斥现象的“信息三角模式”，分析了政府、媒介和受众之间的6种不同的动态博弈模式，旨在探索和谐状态下的信息三角关系的建构方式。

简介：1988年4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通讯员钟勤华、李伟力合写的一篇社会新闻。标题是:历史系学生投身经济志在雄才大展(肩)敢为天下先苏州大学突破现行制度大学生郑飞鸿保留学籍创办企业(主)这篇社会新闻,说的是23岁的苏州大学历史系学生郑飞鸿,近日被学校特批保留学籍一年,回苏北阜宁县创办企业。目前,郑飞鸿已是拥有11万元资金、400平方米厂房、20多名工人和3000只种禽的私营企业——阜宁县三灶家禽示范养殖场的场长。就这篇新闻的标题来说,不仅新颖而鲜明,还具有信息含量大的特点,对读者颇有吸引力。

简介：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传播渠道的日益多样，社会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的变化，客观上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信息传播的多元化以及信息传播辐射的范围越来越大，对企业来说是个双刃剑，既有利于企业品牌的传播，也为企业带来了某种潜在的危机。企业稍有不慎，就很容易陷入危机传播的漩涡之中。于是，如何借助媒体力量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妥善应对公共危机，日益成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应该承认，我国的不少企业应对危机事件的经验不多，一旦错失良机，由此造成的被动局面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扭转。以近期备受公众广泛关注的三鹿奶粉事件为例，作为事件“主角”的石家庄三鹿集团以及其他乳品企业，在危机传播中因信息控制不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教训颇多。

简介：2011年3月22日,由国家广电总局主办的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是国内也是亚太地区广播影视行业规模最大的专业设备展览会,

简介：创办于1993年元旦的服务导报,以其鲜明的特色在日益繁荣的报刊市场上迅速崛起,日发行量超过了20万份,影响波及大江南北,省内省外,成为新闻战线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马”。服务导报的特色是什么?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小报纸、大实话,它没有形式主义花架子,面对普通老百

简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作为新兴社交媒体,它的信息传播与流动机制迥异于传统媒体,对于拓展网络社会关系大有探索意义。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互动和分享成为新的传播文化,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来创造共享资源和扩大公共参与,松散的网络社区和＂陌生人社交＂的建立,扩大了社会交往,也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基于此判断,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该问题：微信中的信息传播特征与病毒式扩散路径;社交网络的无尺度性特征与蒲公英式传播;微信点赞的社交互动与＂圈子＂文化;以及微信红包中的馈赠经济与共享文化。其分析旨在说明,社交媒体的崛起、人际传播的复兴,都是源于并最终着眼于社会关系的重建和再生产。未来社交媒体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简介：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加强报刊管理工作，不断提高报刊审读工作水平，从去年9月15日开始，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评选优秀报刊审读单位、审读员、审读报告活动。今年1月28日，新闻出版总署[2010]4号文件正式公布了评选结果，对全国30家优秀报刊审读单位、60名优秀报刊审读员、43篇优秀报刊审读报告予以通报表彰。本刊从这一期起开辟“全国报刊审读‘三优’材料选登”栏目，陆续刊出优秀报刊审读单位、审读员的事迹材料和优秀审读报告，供业界、学界同行学习、研究、参考。

简介：《消费主张》是央视2套《生活》栏目改版后，全新推出的一档生活服务类节目，它包含《美食地图》、《消费维权》、《消费调查》三个子栏目，重点关注消费生活领域的动态变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资讯、观点和判断依据。在引领消费潮流、洞悉消费趋势、传递健康消费和科学消费理念的同时，挖掘地方特色健康美食文化。体验性、调查性、故事性、服务性、贴近性是该栏目的五大特点。作为《美食地图》栏目的外景主持人，本文作者从一个体验员的角度，带领观众品人间美食、游山玩水。本文尝试从该节目的外景主持人在节目中的提问、观察、评论等多个方面入手，阐述电视外景主持人如何培养亲切、自然、且富有交流感的镜头语言。

简介：为了解天津和重庆居民健康信息素养（HIL）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为开展信息行为干预提供健康传播的参考依据。本文采取滚雪球抽样调查法,问卷内容设计系依据五项HIL指标。调研结果,天津居民之HIL水平高于重庆居民,两直辖市居民在医药安全图文（警示）信息认知方面明显偏低;在媒介接触倾向方面,两直辖市居民皆以电视为主要的健康信息来源渠道,透过电脑和手机上网查询健康信息的行为俨然已成为一股新兴的趋势。

简介：文字借助印刷出版物这一重要媒介记录、保存和传播信息，信息以文字形态被承印，认知个体通过视觉系统接收并推测文字内容的表达意图，从而获取信息，而认知个体对信息的接受能力和程度取决于信息的可读性与易读性。文字形态、围合文字的空间以及认知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信息的可读性与易读性，从而决定了信息接收的量与质。

简介：提起《华东信息报》总编辑陈玉同志,熟悉他的人都说,这位当兵出身的总编辑,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品格——不避风险,知难而进。80年代初期,人们对温州改革、开放有种种议论。为了正确宣传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在无锡日报总编室帮助工作的陈玉,主动

简介：虚假信息的传播广度、深度以及影响力在微信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被指数级放大。本文通过举例分析，明确这类伪健康信息传播的主要语义障碍现象特点，增强受众对于真假健康信息的语义障碍辨识能力，提高媒介素养水平，以净化微信朋友圈的伪健康信息传播，促进人们对健康知识的了解。

简介：综合性日报除了必须办好要闻版,经营好这个报纸门面外,还必须花力气办好其他新闻版。其他新闻版中最难办的要数与要闻版具有近似布局的综合新闻版,也就是许多地方报纸通常设置的二版。经营二版难在哪里呢?主要难在选稿上,即所刊用的消息、通讯等,耍区别于要闻,但又不能是可发可不发的稿件。至于发什么样的稿即在稿件内容上如何

简介：在新环保法规框架下,现有跨国公司在华环境信息公开的媒体平台较为混乱,环境信息公开指标与在国外相比采用双重标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还多是环境危机的倒逼方式;原因在于我国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指标体系的长期缺失,全国缺少统一的有害物排放与转移（PRTR）的信息公开数据库系统,缺少常态化的公众参与和交流;机制化的解决途径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建立起我国统一的PRTR数据库系统,多种途径促进公众参与和监督跨国公司排污与有害物转移的信息公开,以更好地保障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简介：@黄鹤楼周刊秉承纸媒《黄鹤楼周刊》＂服务为王精准为要＂的办报思想,发挥微博的传播优势,将办报的深度、精度、广度与即时性、互动性、沟通性相融合,更加注重对终端零售读者的人文关怀,以期探索出一条在湿营销理念指导下的企业微博发展新思路。

简介：以微信用户为研究对象,考察微信使用、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以及网络信任三个因素对信息传递与意见寻求的影响。与此前研究关注的普遍的社交媒体使用不同,这一研究聚焦在微信这一特殊的互动情境,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微信群聊构成的群网络对人们的网络传播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构方程模型呈现出五个变量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与网络信任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当用户的微信群网络越大,用户对其关系网络持有更低的信任度;然而,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与网络信任却呈显著的正相关。研究模型还呈现了网络信任显著的中介影响。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信任微信构成的社交网络关系,进而更倾向于在这一社交网络中寻求意见与传递信息。

简介：监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物理与信息隔离带，是福柯所讲的权力的眼睛所在，也是戈夫曼所谓的整体性制度的一种重要类型。为了更好地实施劳动改造，控制服刑人员的信息来源与信息渠道是普遍举措。其方法一是控制或隔绝犯人与外界的联系；二是对犯人进行教育灌输。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乔司监狱服刑人员的调查表明：服刑人员在监狱的主要信息渠道有三种，即人际传播渠道、组织传播渠道和大众传播渠道。看电视和阅读报纸刊物是服刑人员获取信息最为重要的途径。会见、电话和写信等人际沟通对犯人的思想和情绪影响最大。监狱民警的思想教育也对服刑人员心态有着重要影响。调查启示我们，现代监狱管理需要关注犯人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接触状况，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和传播方式实施科学改造、文明改造，进一步提高改造效果。

简介：全媒体时代,新闻客户端的崛起拓展了新闻传播的价值空间,由此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也成为其现实发展的一大障碍。本着生成、影响和反思的逻辑关系,对聚合类新闻客户端信息茧房效应的产生原因、负面影响和解决对策进行集中研究,意义重大。

简介：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体健康观念及行为。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长期忽视。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