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互联网自诞生就以信息的储存、传递与共享为要义,其存在依靠每一个用户作为参与者的贡献。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互联网经历了Web1.0、Web2.0到Web3.0等数次演变,从挑战传统信息控制、颠覆传播关系、重建媒介权力生态等不同层面冲击着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垄断权。人工智能作为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心,广泛介入网络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领域。在此媒介发展背景下,需要对作为大众传播时代经典范式的拉斯韦尔模式进行反思,互联网媒介重新诠释了拉斯韦尔模式的各个核心要素,以其变革力量重塑这些要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传受关系来看,新闻写作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变革了新闻传播生态。人与技术的'座架式'关系取代了大众传播中的发送者-接收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信息统计、存储、采集、分析功能,以及精准的信息传播能力,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发送者'主体地位,同时也几乎掌控了普通受众作为'接收者'的信息、娱乐、社交,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力量对现代传媒稳固结构的内部拆解。传播渠道方面,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层出不穷,网络媒介几乎不需要有'专业化'的传媒人的操作,人工智能既可以替代记者、编辑对信息进行智能把关,还可以替代媒介经营人员,实现注意力变现与媒介营销。传播渠道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组织结构全面革新,并由此带来行政规制的普遍失效。在互联网'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GeneratedContent)的信息生产模式下,'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者'成为可能。网络内容的用户自生产消解了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权。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一系列行业规范被颠覆和抛弃,新闻机构的品牌享有与受众覆盖越来越难以兼得。这直接导致传播效果的指向性模糊
简介: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据普华永道报告显示,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将从2013年的31.3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59亿美元,涨幅高达88%,这表明中国电影产业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中国电影产业步入上升通道 纵观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电影行业可以说先后经历了“高峰-低谷-上升”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曾经辉煌过,由于人民收入水平提升,票价低廉,再加上人民对精神食粮的渴求以及其他娱乐方式极度匮乏,看电影的人数和票房收入节节攀升,到了1991年达到顶点,年票房收入达到24亿元,人均年观影10次以上。然而,自1992年之后,随着电视普及率的提高、节目质量的提升,再加上电影盗版猖獗,中国电影行业步入了低谷,到1999年,票房收入跌入谷底,票房收入8.1亿元。到了2002年,为了挽救濒死的电影行业,应对WTO之后进口影片对国产电影的冲击,国家开始推行电影产业化改革,允许民营、外资进入电影投资、制作、发行、放映环节。根据“数太奇”电影大数据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19~35岁的年轻观众已经成为中国影院观众的主要人群,占所有影院观众的85.9%。虽然这一时期电影票价有了较大增长,但是随着国人消费能力的提升,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逐渐成为电影消费的主力军,中国的电影市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时期(如图1)。
简介:中国新闻学研究基金会首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去年12月16日至18日在河北省承德市举行,中国新闻学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基金会,是开展新闻学研究、培养高级新闻人才的需要,得到全国各地企业界的大力支持。基金会的成立,将对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作出贡献。代表大会通过了基金会章程和管理实施细则。章程规定,基金将用于奖励全国好新闻作品、优秀新闻学论著、优秀新闻研究工作者和新闻敎育工作者,资助新闻学术活动以及新闻学论著、新闻学术刋物的编辑出版。代表大会确定: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胡绩伟任基金会主席,张文达等6同志任副主席,何光先任秘书长。
简介:以微信用户为研究对象,考察微信使用、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以及网络信任三个因素对信息传递与意见寻求的影响。与此前研究关注的普遍的社交媒体使用不同,这一研究聚焦在微信这一特殊的互动情境,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微信群聊构成的群网络对人们的网络传播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构方程模型呈现出五个变量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与网络信任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当用户的微信群网络越大,用户对其关系网络持有更低的信任度;然而,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与网络信任却呈显著的正相关。研究模型还呈现了网络信任显著的中介影响。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信任微信构成的社交网络关系,进而更倾向于在这一社交网络中寻求意见与传递信息。
简介:两年前,广电在如何选择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业务方向问题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徘徊,逐步淡化了网络数字化的双向改造,而将其重点定位在了“大力发展数字电视付费频道业务”上。两年来,随着各项政策和战略部署的出台,发展数字电视产业已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紧随其后的宣传舆论和投资热潮一浪高似一浪。人们关注的焦点迅速移向新的技术平台和新的业务模式。此时,早些年想当“第一吃螃蟹者”早已淡出,留下“坚守阵地者”也历经挫折后作好了当“先驱”的准备。在“围城”现象的背后,投行中又出现了“反围城”现象,即“城内的不想出来,城外的不急进去”等复杂而矛盾的现象。无疑广电人在寻找走出传统电视业务的出路和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各类投资人在寻找“网络概念”后一再一次的淘金的机会,然而更多的人们在异常兴奋的同时,眼前仍蒙着一层纱,对其前景、市场和盈利模式看不透。从而踏上了艰难的数字化探索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