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们应当加快信访立法步伐,信访立法的目标应当是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统一协调信访,使争议能够协调、有序、分层次解决。信访立法应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以科学的制度设置来减少越级上访,以刚性的制度规定来落实信访权利,以宽广的视野来重构信访制度,以改革的精神来配置争议解决权力,以宽容的态度来保障信访秩序。在未来的信访法中我们应当确立人大统领、县为基础、行政监察专员等基本制度。

简介：让我们穿过时光隧道来到2000多年前的雅典：雅典的那些男人们(注意，只是男人们)正在开一个类似于现在“代表大会”之类的“公民大会”。他们商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本属于雅典殖民地的米洛斯人因为不满雅典的统治而决定与斯巴达结盟。

简介：由于公共物品对社会及其成员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法制社会要求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进行法律规制,但每一法律部门只调整一部分社会关系。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是私法、公法和社会法。公共物品是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故对公共物品供给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既不能是追求私人利益的私法,也不能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公法,而必须是带有社会法性质的经济法。故应完善经济法律制度以促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简介：教育立法对于教育法制现代化规则基础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对立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多种价值进行权衡、取舍、整合,建构一套合理的价值体系以保障教育法的合理性。本文在探讨教育立法价值的含义和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立法价值选择的特性,提出中国教育立法应遵循的原则。

简介：法官在每个案件作出判决的过程中都包含着价值选择,因为价值选择既是有效填补法律漏洞保证法律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也是作出正当裁判增强司法权威性的有力保证。目前,我国司法过程中判决的价值选择存在不重视价值发现、不遵循法律的价值秩序要求、不重视利益衡量和社会效果、忽视案件事实的差别等现象。为了使作出的判决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并向社会传达法律和司法的公正,必须提高法官的自觉价值判断意识,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强调裁判说理以保障法官理性进行价值选择。

简介：老人跌倒“扶不扶”？数年来成了社会热门话题。有的认为该扶，不扶良心上过不去。有的认为好人难当，弄不好会惹麻烦。有主张先留证据，立此存照，然后再扶，以防意外。最近，又冒出个“扶老人险”，引发舆论的关注。“究竟是为好人撑腰，还是借机炒作”，舆论也是众口不一。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

简介：刑罚功能是刑罚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近年来我国对此领域的研究似乎陷入瓶颈期，关注度也较少，本文试图从传统的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到法社会学，再进一步到犯罪社会学视角下的刑罚功能进行考究，探索从经历了纯粹法学思维，法学理论主导下的功能说，到适当考量社会因素的功能说，再到完全将其放在社会大环境下，充分考量社会变量的功能说，见证社会选择下刑罚功能观的发展历程。借鉴社会研究的分析方法，以社会本体为考量基准，揭示刑罚在控制犯罪，维持社会有序运转过程中所实现的独立的社会价值，体现社会选择的必然性，并由此论述对我国通说的刑罚功能观的可资借鉴之处。

简介：商标反向混淆作为一种新型的商标侵权行为具有其特殊性,与传统混淆方式相比更易潜存双方当事人权利对峙现象,诱发多重利益风险。仅依靠传统商标侵权的救济模式和赔偿标准,已不能满足利益平衡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为保护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维护平稳的市场竞争秩序,对传统商标侵权救济模式予以部分限制确有必要。为此,应当综合考量行为主体的主观性、社会公共利益的折损情况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的稳定性,区分不同情形予以有效应对,避免一味套用传统救济模式所带来的社会损失。建议以商标许可、转让或商标共存等协商方式解决纠纷,以实现利益平衡与效益最优目的。

简介：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宪政模式,实现了从专制主义法律秩序向近代民主主义法律秩序的转变。许多从清廷统治下获得独立的省份都制定了具有地方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具有较高的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中华民国临时组织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文件,开创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宪政秩序。

简介：一名孕妇到医院做产前常规检查,医院B超检查结论为"胎儿未见异常".可临到分娩时,却生下了一个肢体严重残缺的孩子.为此,这名产妇怒不可遏,以生育选择权被剥夺为由,将给自己做B超检查的医院告上法庭.

简介：作为行政行为的重要载体，职员是国家行政管理以及企事业管理的基础，没有职员个人的发展也即没有单位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职务犯罪行为不断凸显。在国家严厉惩治职务犯罪的对策面前，职务犯罪却依然屡禁难止，甚至愈演愈烈，成为人们不愿看到却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现实提醒我们，也许应回到职务犯罪的原点，从新的视角审视职务犯罪及其治理对策。

简介：选择确定与罪疑唯轻、法条竞合、无罪推定有着本质的区别，选择确定的适用前提是罪名间具有法定的择一关系。选择确定规则的功能有两项：一是使裁判者在遵守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根据刑法规范对犯罪事实进行充分评价；二是贯彻刑法保障刑事被告正当权益的功能。如果罪名间不具有犯罪阶层的包容关系，且当罪名间具有“法伦理上和心理上的可比较性”及“不法核心的同一性”时。裁判者有权根据选择确定理论作出有罪判决。选择确定规则在刑事程序法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犯罪行为涉及罪名的构成要件间属选择确定关系，应当允许公诉方进行选择起诉。

简介：刑罚的目的对其体系的建立和实际运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和制约作用，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刑罚制度的建立的最初原因和刑罚制度运用的最终目标。因此，对刑罚目的及其实现的研究，能够获得对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有关启示，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简介：传统民法将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二分作为法人分类的基础模式,然而随着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区分标准的趋同及新类型团体的出现,这种分类模式遭到了极大的批判,而中国现行的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二分的模式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欠缺科学性,理应摒弃。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二分模式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前述两种模式的问题,其分类标准更清晰,更能全面涵盖现有法人类型,在此基础上的再分类更为合理,法律规则也更具运行实效,因此应为未来民法典法人分类模式之首选。

简介：2010年4月22日是第41个世界地球日,今年我国地球日的主题是：＂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近年来,资源的枯竭及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环境保护行列之中。今年3月27日在全球多个国家开展的熄灯一小时活动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倡导绿色生态已成为一种理念深入人心。现如今,人们更乐于购买节能、环保产品,不仅是因为这些产品可以节约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而且有时候还会对促进身体健康产生积极作用。可以说,选择低碳生活已悄然成为一种时尚。然而,在节能、环保产品市场上,并非都是一派繁荣景象,时常也会遇到纠纷与困惑。

简介：洞庭湖湿地是我国第一批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六块湿地之一,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当前洞庭湖湿地面临着面积锐减、污染严重、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严峻环境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要有健全的法制.目前,湿地保护并未有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湖南省2005年制定的《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存在立法理念落后、管理条块分割、制度设计粗疏等缺陷.完善洞庭湖湿地保护立法,应当采用统一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的立法路径,修订《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并在该条例中设专章保护洞庭湖湿地.在立法内容上,必须创新湿地保护理念,明确保护优先、一体化保护、社会多元共治三项原则;必须强化保护管理,构建与洞庭湖湿地保护和治理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必须细化保护措施,构建最严格的湿地保护法律制度;必须严格法律监督,强化洞庭湖湿地保护的政府责任.

简介：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国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法律方案正式出台。对于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及司法体制改革来说，《决定》尽管带有“试点”的性质，但它仍不失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既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也奠定了知识产权司法制度的发展基础。

简介：强制执行权是具有行政性质的国家权力,其与审判权的异质性是审执分离的理论基础。审执分离有相对分离和彻底分离两种模式,二者各有利弊,但彻底分离更加吻合我国审执分离的目的和司法改革的大方向。理清执行程序中的裁判事项与执行实施事项的边界,建立主管范围清晰、权责分明的审执分离制度体系,并在执行过程中顺畅对接审执程序,是该项改革试点的核心内容,也是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按照＂审判的归审判,执行的归执行＂原则,常规执行事项的处理,执行措施的实施,以及建立征信体系等行政性执行事务,应交由执行机关负责。审执分离后,法院仍应保留执行裁判法庭,由其负责审理、裁判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实体争议,并允许当事人就执行机关对重大执行事项和关键性执行程序作出的决定向其提出异议,以保证执行的公平、公正。

简介：否认行政法的法典化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没有依据的.行政法的法典化目前在我国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行的.通则意义上的行政法典和渐进式的行政法典的立法模式应为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现实选择.

简介：在理论多元化的当今时代，犯罪论体系选择的本质乃是形成法学通说。而犯罪论体系通说之形成与该国当下刑法的终极价值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价值导向内在性地决定着某种犯罪论体系的外在建构及其理论价值，在不同犯罪论体系对立之时，应把价值共识作为犯罪论体系选择的判断标准。从本体上看，犯罪论体系乃是犯罪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的有机统一，其功能在于帮助法官明确罪与非罪之判断标准及法律方法。随着人权原则成为当代刑法的基本价值立场，由于“三阶层论”在犯罪标准之外，同时重视法律方法的运用，比“四要件论”更有利于实现人权原则，因此，应成为中国犯罪论体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