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邓小平提出'四有'新人和'四化'干部的要求与标准,在党的干部工作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它不仅解决了干部代际代内的'新'的问题,也解决了'好'的问题。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邓小平'四有'新人和干部'四化'的内涵,'四有'新人是党培养好干部的前提条件,'四化'既是党和人民选拔、培养、任用和评价合格优秀干部的标准,也是领导干部自我鉴定、自我激励、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自律准则。必须准确把握邓小平干部标准的深刻政治思想意蕴,坚持人民利益是最高准绳的根本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其中,人民利益准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政治体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人民利益准则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二者高度统一,赋予了邓小平'四化'干部科学标准的深刻理论品质。'四有'和'四化'对当前的干部人才科学培养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简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并存,国家作为民族存在的最高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作为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具权威的合法代表者的地位和功能并没有改变,只要国家继续存在,爱国就有其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意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不仅是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克服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心理的需要,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不仅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且是提高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需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各国都大力弘扬爱国价值观。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优良爱国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也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并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
简介: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重大历史命题。邓小平理论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的社会时代相结合的典范,既是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的逻辑使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邓小平理论探索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命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时代主题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阶段论、社会主义发展观、社会主义改革观等一系列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意义的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意义的论断,彰显着建构现时代科学理论范式的基本遵循和理论气质,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从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的价值意蕴视角来看,邓小平理论是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一把钥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块基石,是第三世界实现发展进步的一盏明灯。
简介:汪维藩是当代最重要的中国神学家之一,本文尝试从汪维藩对'中国神学'的理解、汪维藩神学思考的资源、以及汪维藩中国化神学的智慧等三个方面,对其神学中国化的努力作一浅探。笔者认为,在其神学思考中,汪维藩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角度出发,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模式相连接,但同时又不失以圣经启示和基督教传统作为其中国神学思考的规范。中国神学要成为一门中国学问,就应是'践履之学',是'效法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首先,他认为,以圣经为权威、为规范,应该是在中国做神学的不拔根基。其次,他珍视两千年来的基督教传统,将基督教传统看为中国神学思考的源头之一,任何割断教会传统的中国神学,不会有生命力。再次,对他来说,中国神学家还有自己的思想之井,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能让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激相荡,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去阐释基督教信仰。复次,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来自中国基督徒信仰群体和个体的信仰经验。汪维藩神学中国化的智慧可以从他的道成肉身的神学中反映出来。道成肉身是他整个神学的起点,而三一信仰则是他整个神学的基石。他以基督为中心的道成肉身的神学是以上帝和人为两个焦点。在中国神学的戏剧中,既不是上帝的独角戏,也不是人的独角戏,而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他的神学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神人共在的神学'。他的神学思考在严肃地对待圣经和传统的同时,又严肃地面对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或许也是今后的中国教会神学工作者在神学中国化的思考中,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简介:纵观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演进和显著成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简称建国后十七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中绕不过去的"十七年",至少在四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第一次作为全国范围内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展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哲学大众化运动;二是第一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益尝试;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中第一次实现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性转变;四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整体进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简介:1947年,李达在湖南大学冒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危险,强忍病痛完成了《法理学大纲》的写作工作。在该书中,他论述了法理学的对象、任务和范围,阐述了法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法理学的三个基本问题,评析了法理学各流派,考察了法理学与哲学的关系。《法理学大纲》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将法理学研究奠基于唯物史观之上;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对法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将法理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法理学大纲》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目的,并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路径,提出了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方法论原则,建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