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借贷行为在中国历史悠久，其主要分为借款和放贷两大部分。清代以来，河南地区的借贷行为发展较快，其中又以城镇的机构性借贷和乡村的非机构性借贷为主要实现途径。城镇的机构性借贷的主体是典当业，大多为晋商控制，受水陆交通影响较大，对城镇商业有重要作用。乡村中的非机构性借贷则主要分为信用、担保和抵押，并通过建立契约、中人监督的形式得以实现。洛阳地区出土的借据文书，为研究清代河南民间非机构性借贷提供了便利条件。

简介：近代天津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娼妓业的“繁荣”。贫困是妓女从业的最主要原因。民间借贷资金成为支撑妓女从业与维持生计的重要来源，同时，窑主和债主也想方设法利用债务阻止妓女从良。娼妓的债务问题导致了恶劣的社会后果，债务问题成为妓女救济的最大障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政府和社会数次发起废娼运动，政府采取救济、行政、法律等手段，从债务问题入手力图废娼。但是，民间的习惯势力和政府的救济能力导致政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天津政府在治理妓女问题上的失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近代政府在城市管理中所面临的困境。

简介：约曼自耕农经济是内战前美国南部农业的典型形式。内战后南部的约曼自耕农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内战前的自给自足,多样化的粮食作物生产开始转变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主的单一棉花作物生产;大批的约曼自耕农由于深陷债务而失去土地,转变为租佃农。借贷制度是这一转型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作物留置权体制和高额的借贷价格使得约曼自耕农丧失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从而被纳入棉花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漩涡之中。另一方面,土地抵押制度进一步剥夺了约曼自耕农赖以生存的宅地和其他基本生活资料,从而为约曼自耕农失去土地,转变为租佃农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从事借贷业务的商人还通过南部的法律体制废除了内战前约曼自耕农享有的各项公共权利,从而使得他们丧失了维系自给自足经济的重要辅助手段与保护机制。

简介：<正>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古代形式上的生息资本)和它的孿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老远以前已经发生,并且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中。”中国亦不例外,早在先秦时代就很流行。唐五代承袭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以来的传统,高利贷很发展。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唐武德时已有官营高利贷,其后曾多次停止,但不久都恢复。内外各级官(厂解),都有多少不等的公(厂解)本钱,迥易取利。经营方式有二:一是官府直接经营,由令史等流外官

简介：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清时期的医病关系已日趋紧张，病家对医者普遍不信任。为了免招怨怼，多数医家在行医过程中不得不尽量迎合病家的心意。这一时期发生的医病纠纷，多数在民间即已得到解决，进入官府形成医讼的案件并不多见。至于医病纠纷之所以沉寂的原因，除与该时期医病关系的特征联系密切外，还与时人的运命观念、缺乏必要的社会载体等传统质素休戚相关。对明清时期医病纠纷的梳理，不仅对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医病关系大有裨益，也为理解民国医讼案提供了诸多的历史参照。

简介：1912-1915年间，上海发生了一系列庙产纠纷案。这些庙产纠纷中，虽然有群体性暴力事件，但司法诉讼案件占据绝对多数。从争讼的主体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普通乡民与社团的争讼，二是僧人与官厅的争讼，三是僧人与社团的争讼。这些庙产纠纷既是经济利益的激烈争夺，又是新旧观念的严重对抗，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庙产兴学运动的持续发展是其经济原因，禁止迷信运动的迅速蔓延是其文化原因，庙产管理政策的不断变化是其政治原因，宗教社团的空前活跃是其社会原因。

简介：民国建立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版权保护要求的势头有增无减,从而导致民国初年涉外版权纠纷的频繁发生,并且每每酿成国际间的版权诉讼案.

简介：《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所载的山西档案资料表明，山西实际生活中存在着高利贷，借钱不敷使用则继续质卖财产。农民典当田地形式多样，到省内外地其他府县租佃土地谋生者较多，佣工多是按照时间定出工钱。佣工还有组合的形式，或是出力与出牛具的结合，或是出力与垫本垫种的结合。

简介：

简介：一、L市的宗教纠纷事件L市一古代建筑T始建于宋代，为当时佛寺的标志性建筑。经过近千年的风雨洗礼，佛寺早已销声匿迹，而它依然屹立不倒，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L市现存最早的古代建筑。基于L市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为继续挖掘市区宗教文化资源，塑造百年建筑经典，进一步促进L市旅游事业发展，市委、市政府应当地佛教协会的请求，决定在佛寺旧址上对其进行恢复重建，以打造出独具一格的宗教旅游区。

简介：宋代社会中,获取奁产陪嫁是女儿间接参与娘家家产分配的最常用方式.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中国古代女性而言,它的作用尤为重要.终宋之世,以妆奁嫁女是为法律所规定并为社会所认可的.当在室女的奁产权受到侵犯时,她们甚至不惜采用诉讼这一大多数中国人所不愿面对的方式,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诉讼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法制观念和经济观念.

简介：乾嘉考史大家钱大昕所著《廿二史考异》将＂义例纠纷＂作为其重要的考订内容,书中大量的对正史义例的纠谬、辨证折射出钱大昕的史书义例主张。主要体现在：记时方面,主张在群雄纷争时期,记时虽没有统一标准,但可采用强国或后来统一国家的纪年作为时间参照系;在多国并立时,为避免记时混乱,应以记事国的年号为纪年;在年号更改频繁、同时有多个年号使用时,应以最近新改的年号为基准,并且所记人、事皆以时间先后为序,不能前后倒置;跨越多朝人物的限断依殁亡时间而定。记人方面：人物传记设目必须准确、得当,要据人物的实际表现进行归类,以类相从,＂名＂符其＂实＂;慎用《春秋》笔法,不能借《春秋》笔法任意褒贬。在叙事载文方面：主张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记录历史;严守＂文简事丰＂的义例原则,反对＂重出＂叠现、错综繁复;＂事无系乎兴亡,语不关于劝戒＂的无价值的虚文不应载入史册。

简介：在日本对于磷矿进口的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日本商界和政府将目标转向了对南海的磷矿资源进行开发。日本商人平田末治寻求与取得广东政府开采许可的中国商人何瑞年进行合作，日本通过资本控制了西沙群岛磷矿的实际开采。但是何瑞年的开采许可受到中国国内特别是广东地方政局的直接影响，同时日本商人之间也存在竞争，日本政府与台湾总督府需要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中国与日本同时面对商业理性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冲突，两国围绕西沙群岛磷矿开发产生的合作、竞争与纠纷也反映了时代背景下中日关系的发展与调整。

简介：清朝蒙古游牧社会的财产继承问题一直以来被学者们所关注。对这一问题,法制史研究者与社会结构研究者之间持有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包括财产继承在内的蒙古习惯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内地法的影响。后者认为,当时的财产继承问题是取决于蒙古特有的社会结构,与清朝统治没有直接关系。两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蒙古社会的习惯法与内地的习惯法原本应该截然不同。但是我们无法从法律条文的相似程度断定同样的法律条文在不同社会中的解读也是同样的。因此,本文以实际财产纠纷案为例,阐述法律条文在蒙古地区和中国内地实际运用当中的不同解读,以及清朝蒙古例财产相关规定和当时的蒙古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简介：近年来，不少明清经济史学者对18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提出了新的评估，强调直至进入19世纪之前，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实并不逊于英国、西欧或世界其他任何地区。诸如R．BinWong（王国斌）的《China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andtheLimitsofEuropeanExperience》（IthacaandLondon：ComellUniversityPress，1997）和KennethPomeranz（彭慕兰）的《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mWorldEconomy》（PrincetonandOxfor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

简介：1943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发生严重纠纷。此次纠纷的爆发并非一时冲突所致,而是该省党部内朱家骅系与CC系间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由该案切入,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省党部人事调整与党务运作的考察,本文揭示出国民党党务机构设置上所存在的问题,亦使得面貌向来模糊的朱家骅系渐趋明朗。该案不仅是陕西省党部内派系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地方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