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已经进入城市社会,高速推进的城市化面临许多突出问题,走健康城市化道路已成为中国今后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赋予城市化新的内涵,如何在新形势下通过包容性增长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已成为政策要点。本文在厘清健康城市化与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包容性增长是推进健康城市化的重要机制,以包容性增长为出发点,根据“承载力-支持力-吸引力-延续力-发展力”(CSAED)模型,构建了涵盖资源与环境包容性改善、经济包容性增长、社会民生包容性发展、人口质量包容性提升、政策与制度包容性调整5个方面的健康城市化支持体系。通过建立基于包容性增长的健康城市化支持体系,可以指导和促进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
简介: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有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而且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始终是毋庸置疑的。他从来没有放弃台湾的想法。早在清郑对峙与议和时期,郑氏多次提出"照朝鲜事例"处置台湾,但康熙皇帝始终没有答应,坚守了国家统一的最后底线。在平定郑氏统一台湾之后,当臣下议论或弃或留之时,康熙皇帝果断决绝地把台湾收归清朝版图。这是由其秉持传统儒家大一统观的政治理念所决定的。可以说,统一台湾是康熙皇帝大一统观在完成国家统一的具体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正因为如此,康熙皇帝的理台政策也有逐渐强化之势。从设置府县,展界开海,到派遣巡台御史,都逐步加快了台湾内地化的进程,从而也使台湾成为大一统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介:司法权限方面的争议在界定清朝(1636-1912)诸帝与其蒙古臣民关系的实质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满蒙在法制上的互动可追溯至清朝建立前。那时,对于自己不满意的法律内容,蒙古人经常向满洲统治者求助。以汉名理藩院而广为人知的蒙古衙门的建立,可视为处理刚归顺的蒙古人信息的一种尝试。蒙古当局被赋予有限的司法权力,或者说在其职责范围内,理藩院被迫面对诉讼者试图与当局角力的困境,在形塑理藩院的职责范围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通过审视理藩院在法律方面的权限,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多元的法律秩序向更一致、更稳定的方向发展着,并呈现出一种把蒙古人纳入中华法制的趋势。
简介:纳日碧力戈教授认为,在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即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缺失与研究单位弹性的缺乏。如何科学地制定双语教育政策,纳日碧力戈教授建议:第一,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加强平等的生命体之间的对话;第二,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有’而能‘超越”’的思想处理生命体之间的平等性和族群之间的差异性;第三,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要通过领会语言人类学中“符号”和“指号”之间的关系来处理大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第四,借鉴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的“modelfor”和“modelof”的观点确立少数民族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体性。
简介:旗人与民人的身份不仅体现在制度上,亦有地理边界,即旗界与民界。本文通过对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旗界、民界及身份制度的考察,发现即使是清朝皇帝密切关注的双城堡旗界,也无法长期保持封闭性。随着携眷民人跨越封堆进入旗界,界内很快出现民界,并不断扩展,标志旗人身份制度的地理边界被迫不断内移。实际上,清廷很难通过政策法规将民人拒之界外,其他的地理空间边界,如山海关、柳条边等也是如此。但旗、民身份的不平等会对民人产生持久、广泛的制约。民人虽然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进入旗界,却接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移民之事实”,这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