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性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急剧膨胀的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他们对环境问题具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在根本上是源于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首设置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或结构问题所导致的。然而,归责并不能解决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才是第一要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达中国家或地区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分析,当我们把人类整体的繁荣昌盛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时,一种能力方法理论可以支持我们提出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全球性环境正义理论。
简介: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推进,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在森林保护和建设方面的意识较为突出。森林公园作为生态建设的主要载体,在推动自然保护、开展环境教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实现此目标的有效途径就是环境解说。本研究选取北京市森林公园的相关指标(距市中心距离、交通、开放时间、门票及森林体验活动的具体形式)结合大众点评网游客对森林公园的评价,确定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松山森林旅游区、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和西望山森林公园为调研对象。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分析北京市森林公园环境解说系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解说内容与解说媒介两方面提出环境解说的优化对策,以期为北京市其他森林公园环境解说系统的构建形成参考价值。
简介:建设美丽中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为了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指导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践活动,找到环境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学者们将关注点投向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上。通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分析和对现实经验的总结,阐述了环境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背景和理论基础;并立足于社会的发展阶段,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特点进行了论述和比较。在分析比较中,提出了建设生态和谐社会体现了环境哲学的现实属性和实践诉求,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社会化的媒介以及环境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目标。目前,中国的生态和谐社会建设处于初级阶段,但它是环境哲学实践性转变的核心步骤,因此,每位公民无论在任何领域都应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努力。
简介:当代环境伦理思想启发死亡伦理,弱式人类中心论环境伦理启发弱式生存论死亡伦理。弱式生存论死亡伦理智慧在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体现命运共同体战略意义的当代实践智慧。当代意义的“弱式生存论死亡伦理”思想面向死亡焦虑的破解以生存价值来建构智慧,但并不以生存的物质需求和肉体欲望作为核心生存依托,既会尽可能考虑到人与环境和谐生存(甚至敬畏自然),也会时刻提醒自身身体生理的承载支撑力。当代意义死亡伦理智慧在大自然环境观与大生命命运观的结合中作为挑战死亡的大健康智慧。当代人类生存智慧的思考离不开对环境的智慧思考和对命运的智慧思考,而且环境意义的智慧与命运意义的智慧需要结合死亡思考的生存智慧,这种富有意义的命运智慧思考中需要伦理意义的价值智慧,特别需要生死意义或生死价值的伦理智慧。当代中国广义死亡伦理的战略智慧体现了当代命运意义的生死存亡攸关智慧。就当代意义产业社会而言,死亡伦理智慧也正是环境与命运结合的智慧境界。当代中国产业社会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经济社会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存环境为代价,而当代中国环境建设的价值前提就是环境公正的建设,可见环境伦理智慧也与产业社会的存亡命运与共。而且死亡伦理智慧在命运与环境的结合视角中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智慧。
简介:“环境悬崖”是指伴随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凶险境况和继续下行的悲惨境遇,表征着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程度,反映出人与自然矛盾的尖锐性,如临环境深渊.面对“环境悬崖”,除了发出“生态启蒙”的思想呐喊,应积极寻求化解之策,诸多学者竭力从西方寻找化解之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但蕴含着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有用来指导人类克服当代“环境悬崖”的思想机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其内在的精神和自己独特的体系,其价值理念以天人合一为诉求,并有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相匹配,其中的“天道”与“人道”、万物平等、“道”与“技”和“圣王之制”等思想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和而不同”的中国生态思想,体现出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1)将“天道”与“人道”贯通于一体,充分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2)主张人与天地万物是平等的,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整个宇宙系统的生命,这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适用性和恒久价值;(3)把技术放在理论和道德的原则驾驭之下,认为理论高于技术,主张“好于道”则“进于技”,把技术置于原则驾驭之下;(4)通过“圣王之制”来保护生态作物的生长,用法律来调节自然资源再生能力与人类向自然攫取的矛盾.“圣王之制”是“古之训”“思之理”“机之制”,体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也体现出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这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影响到了生活实践,形成“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的伦理道德,也体现了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天赋人责”的自觉秉持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