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私家车＋车主＂模式下,网约车平台介入交易的深度和跨度远超出居间的职能范畴,不构成媒介斡旋行为,且有悖《合同法》关于报酬请求权的规定,不属于传统居间人。从规范特征和归责实效角度看,平台宜归为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于此基础上,网约车平台与驾驶员间不具备从属性,且与《劳动法》具体适用相抵牾,不构成劳动关系。但其关系特征符合承揽中的结果导向、成果特定、承揽人身属性等条件。由此网约车平台、乘客和司机三者间形成双重承揽,平台作为主承揽人应承担司机过错损害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并可向次承揽人司机行使追索权。

简介：P2P网贷平台犯罪不等于P2P非法集资犯罪,前者外延大于后者。根据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认为P2P网贷平台可定性为类金融机构,可能触犯的罪名包括非法集资、擅自发行股票债券、非法经营三种罪。以罪名划分为主线,分别论述此三种罪名的具体罪状可能涵盖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并相应提出司法治理的建议。司法机关应当运用自身职能,参与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有效治理。建议以“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来规制互联网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模式,但不应根据人数、而应根据融资金额来设定入罪标准。对于尚未构成非法集资或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的互联网金融违法活动,则以“非法经营罪”来进行规制,但入罪的标准应适度提高。在具体处断P2P网贷平台融资行为的法律效力时,应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来作出合理的刑、民处分。在强化司法治理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管、并构建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信息基础。

简介：<正>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行政机构的设置和改革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简介：在环境公共决策中，环境信息的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厦门PX事件的发生，昭示着该项目环评中以环境信息公开为前提的公众参与的缺位，并进而影响到环境公共决策的正当性。从PX项目环评审批，到公众事后的强烈反对，以及厦门市政府的消极应对，公权力是以刻意规避环境信息的公开来隔绝公众参与的。然而，信息化时代的信息封锁很难维系，环境公共决策需要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信息沟通，而这恰恰考验着正在进行中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的环评。

简介：P2P网贷具有操作简便、难度小、成本低的优势,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P2P平台和涉及的借贷金额近年来都呈现了爆发性的增长,但伴随着P2P行业创业者的增加,资金链断裂、跑路事件大面积发生。P2P网贷平台是民间借贷与网络结合的产物,P2P线上网络借贷包含了民间借贷本身信用借贷的特征,也包含了网络环境所特有的特征。其刑事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资金池＂引发的非法集资风险、信用缺失引发的其他类型的诈骗风险、大量资金流动引发的洗钱犯罪风险等。对P2P刑事犯罪的治理和风险的控制应该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依法治理的正确路径,即刑法在金融领域的适用,必须在金融自由和金融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并加强事前监管与金融体系的创新。

简介：

简介：政府对信息的保密在最近20年成为了公众经常关注的一个议题。1969年对柬埔寨的轰炸是对公众保密的，1985年对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也是如此。水门事件的丑闻暴露了一系列政治领域未为人知的滥用职权行为，其中既有国内事务方面的也有国际事务方面的。信息自由法的制定是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但是该法的制定难以保证一切重要的政府活动和决策的公开。据称是由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常常被拒绝。

简介：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社会问题，核心问题是控制日益表面化的利益冲突。法律对利益冲突的控制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用立法建立起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利益整合制度，分配利益，保障利益和协商利益，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二是用司法建立合法利益的救济机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包容法外利益，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利益冲突。

简介：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现行的重要刑事政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法律适用思维方法、死刑条款解释方法、死刑情节选择方法和死刑裁量控制方法，对于实现死刑控制目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简介：现行《立法法》将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扩大到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扩大到了设区的市政府.这对于各地方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平衡固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通过对宪法文本的观察和解释,发现宪法构建的地方立法体制是另一番格局.地方立法形式包括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决议,地方性法规制定的主体限定在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性决议的制定主体则包括各级地方人大,没有授予地方政府以行政规章制定权,并原则规定了地方立法的监督体制.故立法者有必要在尊重宪法文本的基础上,重构地方立法体制.

简介：行政计划是行政的一个新兴的重要领域，行政计划行为是行政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为防止计划行政权被滥用，必须将这种权力纳入到法律的监督和控制之中。对行政计划实行法律控制，正成为一个明显而紧迫的问题。

简介：如何控制死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控制死刑主要包括实体控制与程序控制两种路径。尽管通过宪法或者刑法可以对死刑控制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通过实体控制死刑，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相比较而言，通过程序控制死刑，则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而实体控制又存在较大难度的情况下，通过程序控制死刑应是明智之举。

简介：所谓荫亲,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对自己的亲属、亲戚、亲友和其它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荫庇、荫护、照顾和其它法外施恩、施利的行为。荫亲行为常与行贿、受贿和贿赂介绍行为亢瀣一气,结党营私,成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孳生地,而且因人易法,严重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所以为古今各国法律所禁止。各国对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荫亲控制,主要是以各种回避制度来实现的。而且回避制度一直是古今中外各国长期实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各国控制贪污贿赂犯罪的极其重要的法律措施。值此我们党和国家决心惩治腐败、反腐倡廉之际,研究古今中外的荫亲控制制度及其运作过程,对于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廉政法制体系是大有裨益的。我国自东汉以来历

简介：临床医疗费用控制属系统工程,其控制对象、环节、因素是多元的,但对医疗服务供方医疗行为的控制仍是控制之中心。需方的习惯心理与道德风险、医疗费用结构与医疗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均是影响供方医疗行为的外部因素,需予以制度性克服。应从建构医生处方权独立行使保障机制、建构供方医疗行为程序控制机制、建构破解"内部人控制"的约束机制来对供方医疗行为进行法律控制。

简介：当前，城中村犯罪急速增加，经以环境犯罪学的视角来检视这一现象，发现城中村特有的犯罪环境导致犯罪人、犯罪场所及犯罪目标在量与质上均出现新的发展特点，单一的国家本位犯罪控制模式与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已不适应控制犯罪的需要，双本位犯罪控制模式理应粉墨登场。双本位犯罪控制模式旨在改变单一的依靠国家刑事司法系统控制犯罪的国家本位犯罪控制模式，通过促进控制犯罪的社会力量的崛起，形成国家本位和社会本位相结合的犯罪控制模式，使国家和社会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协力控制犯罪，进而减少犯罪。

简介：<正>我国对纠纷的调解,从横向关系上看是通过三种渠道实施的,即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他们调解的主体、范围及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是不同的。他们在调解纠纷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各自特殊的作用。这是适合我国国情、民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纠纷的合理结构形式。人民调解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分为宏观控制系统和微观控制系统。宏观控制是对民间纠纷作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全面考察以及综合分析纠纷

简介：<正>完善我国授权立法体制,解决我国授权立法实践中的问题,应有长期方案也应该有短期方案。从长远看,应该制定授权程序法,以使我国授权立法制度系统化、规范化。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的实践经验,根据立法的轻重缓急,制定授权法条件尚未成熟。从眼前看,最重要的是要在授权立法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逐步建立各种微观的、具体的授权立法制度,为实现长期目标打好基础。

简介：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对经济生活的作用日益凸显，并在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中不断得以扩张与强化，其与技术标准结合所形成的技术标准垄断，对市场竞争的危害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反垄断法予以规制。但产生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并无直接针对技术标准垄断的具体规则，导致法律适用中的严重困惑与障碍，难以适应新条件下控制技术标准垄断的要求。2007年8月我国颁布的《反垄断法》虽然规定作为知识产权垄断表现形式之一的技术标准垄断“应受”该法规制，但同样未能解决“如何”规制的问题。因此，在反垄断法的现有制度体系中构建新的控制技术标准垄断的制度规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该制度规则概括讲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对技术标准中的知识产权人规定特别的反垄断义务；二是对技术标准制定与实施中的垄断行为予以反垄断审查与惩处。

简介：《行政许可法》只是规范和控制行政许可的阶段性成果，地方立法则是规范和控制行政许可滥用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许可“双刃剑”的特性，地方立法关于行政许可的现状及审批制度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决定了地方立法控制的必要性。地方立法控制行政许可有权力的制约性作为理论基础，有法律的相关规定作为制度基础，有地方立法的特殊性作为现实基础。地方立法控制行政许可的方式有，对设定行政许可权范围进行限制，对行政许可实施主体资格进行限制，对行政许可设定进行监督，对行政许可行使进行监督以及跟进配套制度。

简介：协商性司法下,审前程序不再仅具有为审判程序作准备或程序分流的简单功能,更具有独立的实体处分和纠纷解决功能。由于协商程序中检方滥权现象的存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辩诉交易中出现了法官积极参与协商程序的现象,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也在引进或创制协商程序时设立了种种制度措施由法官对协商程序进行司法控制。对协商程序实施司法控制和监督不失为一种保护平等协商的良策,我国在构建协商程序时也应当从保障公平协商的角度出发完善司法控制的相应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