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政府政策的制定具有双重性，它既可能造成对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奖赏，也可能造成对另一些利益粟团的剥夺。因此，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而竞相影响政府决策。通过从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角度对中美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对象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两者的利益表达的对象都是权威性决策机构，但政党在中美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利益集团与立法机构的结构性通道的稳定性和通畅的双向互动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简介：在刑事诉讼中,关于证据事实是否是证明对象之争论,在法学界一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要弄清证据事实是否是证明对象,关键是首先要弄清楚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的关系;其次是要划清证明对象与证据的审查判断的界限.证明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它包括案件事实和程序事实两方面;证据事实则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手段,它既不是案件事实,也不是程序事实,因而也不是证明对象.

简介：编辑同志：我们在对监察对象进行检查和调查时，涉及到一些非监察对象，请问，监察机关能不能对非监察对象进行查询？达理达理同志：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六条“监察机关对监察事项涉及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查询”的规定，监察机关在进行检查和调查活动中，只要是监察事项涉及到的单位和个人，无论其单位性质和个人隶属关系如何，监察机关都有权根据处理监察事项的需要对其进行查询。因此，监察机关有权向监察事项涉及的非监察对象进行查询，被查询的单位和个人有义务按照监察机关的要求予以协助，如实提供情况，不得拒绝。但监察机关向监察事项直接指向的监察对象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是非监察对象进行查询，与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采取监察措施是不同的，对查询的单位和个人不能采取查询以外的其他监察措施。监察机关能不能对非监察对象进行查询?@孙良怀

简介：我国现行的人大及常委会监督同级"一府两院"工作的体制,存在两大局限:一是在监督同级"一府两院"工作上存在法律"盲区";二是对重大案件难以切实有效的实施监督.上级人大及常委会如有权监督下级"一府两院"的工作,就可以有效克服这两大弊端,提高人大监督的实效.

简介：随着我国老龄化的深入和家庭结构变迁的冲击，家庭养老这一传统模式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挑战，而作为家庭照顾者主力军的老人配偶和成年子女的需求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借鉴美国和澳大利亚针对家庭照顾者的服务经验，提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对象不能仅仅局限在老年群体，也应该包括老年人的家庭照顾者，这种延展性服务能有效解决目前我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困境。

简介：为比较和分析政治信任两种测量方式的含义,对2010年澳门居民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基于文献,作者提出了政治信任的两种测量方式：直接测量是较为抽象地理解居民对政治系统的一种信念和态度,间接测量是对政治系统行为等更为具体的评价。研究发现,直接测量结果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度较高;间接测量则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偏向否定。说明澳门居民当前虽然对政治系统还抱有较为正面的认可态度,但从具体行为的评价上来说并不乐观,澳门特区政府应保持警醒,并注意取得民众对基层的信任、政策的信任和官员的信任。研究也证实,政治信任的直接测量更倾向于社会化模型的解释,而间接测量则更倾向于政府绩效的解释,即政治信任的不同测量方式对解释其影响因素是有显著不同的,以后的实证研究应注意这点。

简介：我国保险法规定了保险人的缔约说明义务，并明确保险人履行义务的对象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但在团体保险的情形，仅向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不能满足最大诚信原则、契约自由、当事人利益平衡、消费者权利保护以及权利义务对等等法律理念的要求，不能充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在团体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还应对被保险人履行其说明义务。

简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逆反心理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由于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与方法、教育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教育对象背离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教育者意愿的一种态度反应。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逆反心理,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简介：20世纪以来，英美哲学历经“语言学转向”，不少学科都尝试运用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实现对既有知识体系的反思与自我建构，历史学亦不例外。当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将概念史研究范式运用到中共党史领域。然而，党史领域哪些概念值得研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则尚待厘清。

简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此，民政部提出，要争取通过今年一年的努力，在全国所有的县初步建立起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框架。

简介：军队的干部战士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由于受家庭出身、经济条件、文化教养、个人经历、个性特点、兴趣爱好以及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同,思想状况也千差万别。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坚持从不同对象的特点出发,因人而异,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进行,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把他们的思想真正统一

简介：某市一名副局长因涉嫌贪污32万元被市纪委给“双规”了，办案人员向市领导汇报案情时说：“根据本人交代，此案涉及面较广，估计还会有其他领导干部被牵扯进去。”

简介：以日本案例为研究对象，分析公私合作（PPP）项目范式选择的现状，并选择项目领域、收益方式、特许经营期和VFM指标这四个因素，分析其与范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日本PPP项目主要以政府拥有全部所有权的BTO范式进行，项目公司拥有特许经营期内所有权的BOT范式居中，项目公司拥有全部所有权的BOO范式应用最少。当政府选择应用BTO范式时，项目体现出独立性和竞争性较小、投资规模较大的特征，此时，政府倾向于限制项目公司收益的自主性，并尽量缩小特许经营期，VFM指标也较小。随着政府放弃项目所有权的比重逐渐增加，PPP项目体现出独立性和竞争性逐渐增大、投资规模逐渐减小的特征。项目公司收益的自主性也逐渐增大，特许经营期变长，VFM指标也呈现出逐渐提高的趋势。日本PPP项目范式选择及其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其稳健的发展战略，这可以为其他国家PPP项目范式选择提供指导和帮助。

简介：反恐问题长期困扰中亚地区,2001年《上海公约》的签订为破解中亚地区稳定困境提供了思路。《上海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明确了"三股势力"的概念;确立了以打击暴力恐怖主义为宗旨的基本原则;推动了地区反恐反暴机构的建立。经过12年的发展,公约不仅在国际法、国内法层面为中亚诸国提供了法律依据,更为中亚乃至世界安全秩序问题提供了国际立法方面的经验。

简介：当前农村社会矛盾较多且比较复杂,尤其是增收困难、土地权益被侵害、外出务工权益、社会治安日益复杂等问题,给农村社会治理带来了许多新挑战,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因而异常迫切与重要。A市作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地之一,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分析A市如何从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村公共事业、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的调处机制、提高村级组织自治力等方面着手,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对中国农村和谐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矫治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支持通过有效提升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进而达到个体层面上的增权效果。通过对全国性大规模数据的分析,运用社会支持理论和增权理论,以定量方法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增权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居住状况和教育年限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影响显著。亲友借住者的自我效能显著小于自有房产和租房者,而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因素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提升。第二,社会支持的增权机制较为复杂。工具性支持因素中,人际能力和教育学习因素具有促进作用,而心理辅导和工作机会因素具有抑制作用。情感性支持因素中,理解、接纳和尊重因素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支持利用度因素中,社会互动和活动参与都显著提升自我效能。

简介：毒胶囊事件是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重大事件,根据食品与药品的划分标准———是否具备化学性药理作用,应当将毒胶囊认定为食品。同时应当将传统的食品内涵与外延作扩大解释,将一切可食用的无药理作用的物质认定为食品,生产销售毒胶囊的行为就可以被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非生产销售劣药罪或者其他类似罪名,并依据情节的严重性予以相应的惩罚。如此,便可做到罪责刑相统一,亦可在现阶段食品安全状况较恶劣时期发挥刑法的保护作用。

简介：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在司法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传统，即西方化的法律传统和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乡土化的法律传统，这两种法律传统在我国基层司法中存在着冲突和博弈。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基层司法体现出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克制司法与能动司法、司法权威与司法为民的悖论现象。对作为乡土社会司法实践代表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进行比较深入地背景及特征探讨，以及对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基层司法中存在的悖论现象进行揭示，使得我们能对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基层司法进行深入地反思。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在现代法治理念前提下进行传统价值的传承，同时在立足于本土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

简介：对我国量刑建议采纳情况的实证分析表明：尽管法官群体对量刑建议的主观评价不高，但其客观上确实对法官量刑产生了实际影响，表现为量刑建议的刑度上限对法官量刑发挥了“天花板作用”，同时，在量刑建议刑度范围内的量刑呈现“轻刑化”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量刑建议高采纳率与准司法化量刑建议形成机制、协商式量刑建议采纳机制等机制性因素有关，侦查决定型、案卷笔录中心的诉讼构造和报应刑为主的并合主义刑罚理念则是根本因素。应当以量刑程序正当化为目标，对量刑建议采纳机制的非诉讼化、采纳标准的结果主义进行改造。

简介：中国传统的量刑制度在清末修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刑律在法定刑的设定方面采取了相对法定刑制度，增加了关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规定，从而扩大了法官量刑的权力。另外，传统法律中影响量刑平等的情节也大都被废止。民初的司法实践也能表明清末刑律中的量刑制度得到较为严格的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