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周易》体现的是周代的哲学意识,它的基本精神方向是以人承天,强调实在本身的未完成性以及人对于实在的参与性.《周易》对于实在的理解完全建立在阴阳观念上.阴阳在《周易》主要不是两种气体,而是隐显或幽明.在《周易》体系中,阴阳构成了实在的根本特征,以阴阳为中心的世界观具有不可测度、未决定性的特征,实在的显现总是具有新奇的面相,不断的自我更新是实在的本性;而且,实在的显现具有时间性的特点.《周易》对于实在的理解不是建立在主体—客体的模式上,而是以人与实在的交互参与、彼此渗透为基础,实在通过人的参与而成为实在,人也通过参与实在而将自身提升到人性的水平,随时的智慧正是人参与实在的基本途径。
简介:“神明”是《易传》关键概念之一,亦在先秦两汉思想范畴中被广泛使用。各家“神明”概念都与“天地”有关,并涉及天地自然造化之过程,古代“神明”不是作为某种祭祀对象而存在,也不表示神祗和鬼神的意义。笔者搜集归纳有关先秦两汉“神明”之资料,发现“神明”一词之用意牵涉天地万物之“德”概念。古人认为,天地万物之死生运行皆源自“德”,皆由神明之安排,但“神明”并不具备造物主身份,而是天地合德概念。“神明之德”被视为万物造化的原因,若以两个字来表达“神明”的本质,则应是“生机”一词。郭店《太一》阐明了“神明”体现天地的相辅,于是“神明”的作用即是天地之间的媒介、气化主宰者,故为“生机”。荀子的“神明”观念,保留天地观的出发点,但同时集中于微观宇宙——“人”的核心概念。苟子对“神明”的定义近于黄老学派,既将“神明”视为“道”的唯一产物,又看作知“道”的唯一依据。只是黄老学派以神明论及天地观,而苟子藉此来探讨儒家的“君子养心”之议题。荀子之外,养生学派也将“心”视为“神明出”的器官,然而养生学派的观点是在表达“神明”是人中的“生机”,而苟子藉此“神明”观,来探讨认识论的伦理问题。苟子的神明观,被宋明理学所继承。
简介:在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新兴古典学在传统解经学中打破了一个缺口,从这个口子流出了其后三百多年的“圣经批评学”和“人文学”的源头活水。古典学是专门针对中世纪“学问”的批判艺术,其创始人把古典文本作为榜样,改造中世纪逻辑、语法、修辞的“三科”教育,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圣经希腊文本的古典学研究。梅兰希顿的古典人文主义不但深化了路德的信仰主义,而且在路德宗神学院中确立了古典学的基础地位,为圣经批评铺平了道路。宗教改革后的三百年见证了圣经解释学从“低阶批评”到“高阶批评”的发展过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旧约”的历史批评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和方法。而如果《圣经》的历史记载皆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只关乎信仰的道德,那么完全可以把《圣经》作为文学来读。
简介:<正>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元素(原子)构成,元素又是由基本粒子(质子、电子)等构成。由于不同性质以及数量的基本粒子,按照一定规律,组成不同结构,时时刻刻运动变化,从而生成纷纭多姿的花花世界。《周易》有一个辩证符号系统,由相反相成的两个被称为“爻”的符号(“一”和“——”),组成反映客观现象的四个“象”和八个“经卦”,再由此经卦两两相合,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用以表达先贤对世界的认识,反映复杂多变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创立爻、卦的伏牺以至文王,未必知道世界是由基本粒子和元素构成,然而《周易》的符号系统及其辩证演变规律,则是与客观世界的基本粒子构成元素,元素构成不同的物体及
简介:<正>甘泉学派系指以湛若水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及其思想。他们上承陈献章之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在明中晚期的思想界、学术界,与王派心学并分秋色,有相当的势力。《明儒学案》说:“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明儒学案》卷三七)王、湛二人生在同时,互相切磋,过从甚密,彼此思想都十分熟悉。王守仁曾指出湛派思想与自己不同。“近时同志,莫不知以良知为说,然亦未见有能实体认者,是以尚未免于疑惑。盖有谓良知不足以尽天下之理,而必假于穷索以增益之者,又以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于天理,须以良知讲求其所谓天理者,而执之以为一定之则,然后可以率由而无弊,是其为
简介:从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周易》经历了从“卜筮之书”到“经书”,从“稽疑”到穷究“天人之道”的转变。西汉初期属于祖师《易》阶段,诸位祖师多著有《易传》,它们为西汉中后期经学《易》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初易学以自然哲学的阴阳天道观为主导,而包含了对于人事的说理。可以确定,帛书《易传》的制作晚于今本,且前者对于后者的抄录现象十分严重,而汉初诸《易传》可能也是如此。武宣时期,《周易》不但在朝廷及精英的层面上实现了“经书”性质及其地位的大转变,而且其师法和家法的传统亦得以迅速确立和展开。自丁宽至于施、孟、梁丘三家,《易》章句之学兴起,彼时的章句简明扼要,不过“训故(旨趣)举大谊(义)”而已;而随着京氏《易》立于学官,《易》阴阳灾异说也泛滥于元成之世。哀平时期,《易纬》诸书兴起,它们是谶纬思潮流行的结果。此外,《易林》和《太玄》二书也值得重视,它们既是仿经之作,也是造经之作,同时反映出汉人对待经典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