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哲学消亡是目前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它的触角几乎延伸到当代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实际上马克思早就谈论了这一问题,而且重要的是,今天关于哲学消亡的讨论的许多问题,马克思已多有共识:譬如科学技术与哲学消亡、意识形态与哲学消亡诸问题等,但是也有一些重大的原则区别,那就是,马克思对哲学消亡是从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上理解的,而且,他关于哲学的消亡就是哲学的实现的思想与时下相关的主流观点相比,无疑是真正革命性的。

简介：延安时期党在“排除万难”中创造辉煌奇迹的历史，蕴含着极为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主要是：在思想路线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政治路线上．把现实纲领与远大理想相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走历史必由之路”不动摇；在组织路线上，坚持以培养和造就领导骨干为中心．最关键的是建立稳定成熟、全党拥戴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工作路线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和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相统一，最核心的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政策策略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最有效的是运用统一战线“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精神动力上，坚持倡导和弘扬时代需要的伟大精神，最突出的是坚定信念，藐视困难，艰苦奋斗。

简介：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独特的个性特征，使他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卓尔不群，不仅开辟了一条举世无双的中国革命之路，并开创了古老中国的伟大新时代，创造了不同凡响的人生业绩。研究毛泽东成功的个性因素，有助于我们在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为培养跨世纪的新型管理人才开启一些思路，找到一些启发。

简介：马克思的“新社会因素”论对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和走向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界在理解和运用该论断时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新社会因素”论，不仅要依据马克思的具体阐述，更要把它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当中来认识，这样才自匕得出客观的结论。

简介：作为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产物，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共享着相同的时代背景，虽然二者的总体规划不尽相同，但在各自的主题化论述中却有着共同的关注点，我们将在意识形态与霸权、多元决定与政治自主性以及相遇与链接的对比研究中呈现后马克思主义中的阿尔都塞因素，呈现阿尔都塞的理论因素如何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阐述阿尔都塞对当代激进政治理论话语的建构意义。

简介：马克思十分强调非理性因素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布鲁纳的发现教学也很重视非理性因素对创新的作用。而这正是作为一种竞技性的传统教育所忽视的。传统教育以对象性尺度为目标,舍本逐末,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发现教学从实践出发,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评价体系,积极鼓励受教育主体的主动学习,使教育过程真正实现人的内在尺度和对象尺度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和谐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情感、意志、志趣、直觉、灵感等正向激发,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进而达到极高的审美体验,这充分展示了教育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的追求。

简介：教育援藏有别于对口支援西藏制度体系下的其他部分，有自身独特的逻辑。谁援藏，在藏期间如何行为，是整个教育援藏的重心。本研究以高等教育援藏干部选派为分析对象，引入制度分析而非政策分析，关注制度过程中的组织因素，认为教育援藏首先是组织行为。以此基础对政策约束下的理性算计行为模式进行批评，提出援藏干部选派是组织权威、组织对援藏的意义构建、个人对援藏的理解和收益一成本计算互动的结果；在藏行为则发生在具体的组织情境和环境中，适当性行为取代个人理性算计。进一步，展现了高等教育援藏制度过程中的价值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冲突，突出制度绩效的长效模式而非短期逻辑。

简介：思想政治教育认同问题不仅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象,更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当前影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因素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教性和规约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流变性和重复性;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多源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效评价的模糊性。扭转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认同带来的不利影响,是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关键。

简介：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年轻干部有知识有文化，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是基层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一个群体。激发基层年轻干部干事创业活力，对振兴乡村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简介：青年的思想特征反映着一定的社会背景，在社会变革期，青年价值观的变化相当显著。改革开放近30年来．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经历了复苏与困惑、冲突与分化、重建与发展等阶段，并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但就整体发展轨迹来看，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进步是显见的，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

简介：不同于以往的见解,马克思通常将资本主义以后的新社会称为“联合体”(Association),并且在资本主义自身中发现了它的萌芽。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马克思是如何理解“联合体”的核心内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又是怎样孕育了“联合体”的要素。本文首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论述了联合体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联合体社会的“主体”不是“资本”或“国家权力”等外在力量,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和生产者”。另外,联合体本质上是以相互主体地、能动地、有意识地联合在一起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这才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①。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怎样产生了联合体的要素(主体及物质条件),马克思又是怎样理解的?本文从此问题出发,并试图阐明这一问题的基本点。

简介：本文依据多阶段分层方法抽取了10省市的1500名公民为调查对象，在2011-2014年年初持续进行了三次问卷调查，考察公民国家认同感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感总体较高，但存在弱化倾向。其中年收入3万元以下、受过中等教育、职业为工人、农民等中下阶层人员的国家认同感显著高于年收入8—10万元、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为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等中上阶层人员。回归分析发现，改革开放成效评价正向影响公民国家认同感；教育机会公平感、司法公平感对国家认同感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力不持续，表现出优势等级特征。这一结果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公民利益需求、公平需求满足对国家认同的复杂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