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全体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一部思想规范、行为规范,也是适用于各级党组织的一部组织规范。全面落实《准则》,需要抓住三个关键点。逻辑起点上,要明晰《准则》的历史地位和在党内法规中的地位。《准则》因党内外情况的变化而修订,与其他党内法规协同配合,助力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的笼子。理论基点上,要厘清《准则》与《党章》的关系。《准则》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是对《党章》要求的具体化。同时,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变化,《准则》发展了党的理论和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服务社会主义新征程。实践支点上,要把《准则》的要求落在日常,加强对《准则》的研究。
简介: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包括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四个时期具有开创性意义,分别是:中共创建时期初步地确立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形成了中共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红色基因”;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得到飞跃性发展,以其理论上的中国化、系统化和实践上的普遍化、常规化特点,标志着党内政治生活走向成熟;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为了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通过系统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党内政治生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时代性的创新。
简介: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探索,是李达经济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李达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为主线,以帝国主义侵入为标志,围绕着帝国主义侵入前即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的性质、帝国主义侵入后中国近代经济的矛盾运动及其运动规律等问题展开论述,清晰地勾画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形态,正确地评估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李达在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探索过程中,有力地驳斥了托陈取消派、新生命派、动力派的错误观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性质,坚持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研究方法和广义经济学的立场,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简介:在当代文化转向的语境下,马克思的美学也要直面"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历史趋势并做出应战。但这种积极应战并不是走向庸俗的实用论,而是在现象学视角之内,回到"生活世界"构建一种"本体论",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是内在相通的,马克思的美学遂尔成为了"生活美学"。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美学取向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杜威的"经验完满"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1)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2)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3)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4)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简介:如何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城市化代表着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史观既承认城乡分离的历史进步性,又认为城乡对立最终必然会走向城乡融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辩证地处理工农和城乡关系,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也使农村成为发展的主体。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也不是反现代性的农业社会主义,而是追寻另类的现代性,体现出以人为本而非以资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段历史实践对今天中国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价,就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所作的重要贡献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所犯错误,正确区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正确区分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与严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干扰特别是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对阶级斗争估计严重的一面和他对党和政权有可能改变颜色担心的正确一面,正确区分毛泽东对苏联亡党亡国的正确预言与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简介: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从政权创建到国家治理转变的一个标志性阶段,国家治理尚无经验可循。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智慧,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开展国家治理实践:坚持以《共同纲领》为政策归依和行动指针,治西南、聚人心,求取最大社会公约数;明确以反封建为切入点,通过确定反封建的任务、明确'四个数字'破解难题、深入开展源头治理等措施,从源头上推动社会治理;坚持以基层政权建设为根本,领导组建和巩固基层政权、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动员民众参与政权建设,抓住社会治理之关键环节;坚持以人民为出发点,推动民主治理、实现廉洁治理、加强依法治理,探索国家治理的正确途径,顺利完成了建政初期党中央赋予西南局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