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运用货币政策了具,与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相联系,共同恢复世界经济。政府期望通过货币政策积极作用于我国的经济,无疑也将因此影响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当央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例如增加存款准备金率或提高基准利率。紧缩性货币政策使得名义利率得以提高,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相对困难,难以解决企业的资金需求,此时企业需要寻找更多融资渠道,而税收筹划能够为企业减少现金流支出,增加企业留存资金,当企业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或无法满足维持正常发展和投资所需资金时,企业可能会进行税收筹划。基于上诉分析,本文将研究货币政策、企业成长性与税收筹划三者关系。
简介:针对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演变特征,采用TVP-SVAR模型分析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传导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调节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货币基准利率对债券市场的传导效率高于公开市场直接投放货币,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信用利差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满足央行“预微预调”的目的,在债券市场的传导效果并不理想;无论是信贷渠道还是利率渠道,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债券的信用风险传导作用在日益提升,但是利率工具的短期作用效果不如中、长期,对实体经济的调节作用相对缓慢。刚性兑付是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屏障,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综合利用结构性和定向性货币工具组合,适度地向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倾斜,优化定向调控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才能达到降低实体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