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利用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整理出的“举私学簿”来看,孙吴要求郡县选举遗脱为私学。临湘侯国功曹等根据政令要求,通知官吏按秩级选举私学,并制作“举状”。功曹等依据“举状”,制作私学名籍。相关责任官吏对所举私学的遗脱或正户民身份进行审查和期会。最後将符合规定的私学遣送诣宫。孙吴“举私学”反映了皇权与将权围绕占募进行的博弈。孙权试图通过此举追夺将吏、官属的部曲、私客,削弱其势力,然而,其成效十分有限,推举出来的私学多为临湘侯国的依附人口。私学是为国家所承认的,在服役的同时,跟随私人学习知识技能,将来可能被选任为吏的人。私学本身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吏”,而是正户民、遗脱成为正式吏过程中的过渡身份。
简介:“审父”情结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母题,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审父”叙事也是屡见不鲜。但是作为传记而言,“审父”是—个并不多见的现象,“审母”则更为罕见。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采用“父与子”的模式展开叙事,为读者呈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另一面。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则站在更加另类的“母与子”视角,真诚地对母亲杨沫进行剖析。两部传记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都从亲情的泯灭、母性或父性的淡薄、父母的婚姻悲剧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季羡林和杨沫的真实家庭生活。但是两位作者的创作目的、叙事风格、对父母的理解等方面各具特点,其中暗合了作家不同的成长经历以及相异的个性特征。“审母”相对于“审父”而言,无疑是对当代作家传记在真实性以及叙事伦理等方面更进一步的发展。
简介:许多学者在理解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时,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视为“传统”社会的写照,现实情况与差序格局理论不相符,被视为“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本文通过分析清中期北京旗人日记《闲窗录梦》中记载的葬礼活动,发现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城市社会中,人际关系模式只是大体遵循差序格局的原则,人际交往的核心层不完全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决定,市民通过拟亲属称谓构建自己的直系亲属层。而同心圆的格局也在相当程度上被社会身份分层与经济地位分层所打破,变成锯齿状模式,这与学者们在现代社会中观察到的现象非常近似。同时,葬礼也是社会关系动态重组的重要时机。这提醒我们,描述中国社会的当代变迁时,必须首先明确“传统”“现代”与“城市化”等系列概念的内涵,以往我们认为属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可能只是“传统”本身从乡土到城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