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司法公正的基本要素包括正义的司法规则、物态化的司法装置、司法程序中法官与当事人的理性互动以及司法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评判,法官思维独立、诉讼结构与程序技术对司法公正具有重要影响。司法公正具有两种评判维度:根据法律规则标准,司法裁判结果是否公正,主要在于法律规则是否得到了准确适用;而实质正义标准则对司法裁判予以实质性衡量,要求其同时具有符合道德性和可被接受性。实践中的司法受制于社会条件,司法公正应坚持效用导向。司法效用导向下的论证方法分为三个层次:形式合法律性与逻辑有效性、实质权衡与融贯性论证、法律现时精神与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

简介：新时代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服务检察事业发展,坚持时代精神检察特色,坚持检察理论实践创新。在具体方法上,首先要坚持文化育检,推进规范司法行为,发挥检察文化引领促进作用;其次,坚持文化兴检,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发挥检察文化凝聚激励作用;再次,坚持文化强检,完善制度机制创新,发挥检察文化服务发展作用;最后,坚持文化活检,改进活动方式方法,发挥检察文化辐射带动作用。

简介：对《法律的概念》这一经典的解读必须回到文本本身，而不是游离于文本之外空发议论。通过对文本的细致梳理，本文发现，哈特的“三提示”对于我们理解其思想的主题有重要意义。从方法论上来讲，解读哈特的要旨在于：J．L，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实质上究竟是如何与哈特的问题意识相关的。

简介：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速,内幕交易案件频频发生,但有关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诉讼中原告范围的立法缺失、实践经验缺乏,导致受害者索赔之路受阻。我国应在借鉴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及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和基本国情,对内幕交易民事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资格进行妥善界定。

简介：司法会计鉴定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有的认为可以适用于所有诉讼活动,有的认为还可以适用于所有行政执法活动.本文认为,司法会计鉴定主要适用于刑事诉讼活动.

简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作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相结合的一种诉讼形式,因其本身涉及两个学科而引发理论界对其价值导向的争议.虽然立法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后,最高法院对此制度相继出台了四个司法解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有的法律规定已难以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系统地考察,导致这一制度存在瑕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对此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薄弱;其二是社会的发展变化与人们认识局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而这两种原因的存在主要还是因对此制度理论基础认识和理解的不同造成的.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进行梳理和探讨,确立其理论基础,无疑对审判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

简介：德国、日本和法国都坚持司法权严守于解决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救济当事人权利的界限内。在坚持司法权界限的前提下，德国和日本将行政诉讼纳入其司法权范围之内并统一于诉讼的本质上，以救济权利为其根本任务，行政诉讼主要呈现出主观诉讼性质；法国在司法权范围之外建立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专门机关，行政诉讼主要呈现出客观诉讼性质。三个国家的行政诉讼都是以一种性质为主导，再通过立法政策以类型化的方式增加特定诉讼种类，以达到主客观兼顾的双重目的。

简介：面对全球证券交易所纷纷向公司制转变的世界潮流，我国证券交易所在组织形式的选择上何去何从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与会员制相比较，其实公司制更能保证交易公正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并能更有效率地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也更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更重要的是，选择公司制有助于改变我国证券交易所准政府职能部门的地位，增强证券交易所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我们应当注重平衡公司制证券交易所中股东利益与公众利益、商业职能与公共职能的冲突，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上市地位的应用和选择恰当的自律监管模式来解决利益冲突。

简介：检察权性质的"法律监督权说"建立在把国家权力划分成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法律监督权这四种权力的前提之上。但按照科学划分国家权力的要求,所谓法律监督权,不必要也不可能成为与传统三权平行并列、相对独立的权力类型。"法律监督权说"的第二个理由是"政治体制不同,对国家权力的划分也就不同"。但权力划分不等于权力配置。只能说政治体制不同,对国家权力的配置就不同,而权力划分本身,没有姓"资"姓"社"之别。主张三权划分并非主张三权分立。综上,"法律监督权说"不成立。

简介：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规定：“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从此，结束了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对财产犯罪案件受害人的损失不得提起民事诉讼，只能通过“追赃”办法来解决的做法。这对多年来形成的传统做法是一大突破，

简介：法医DNA分析技术是目前世界各国司法警察部门在案件侦审过程中所依赖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技术、方法、产品层出不穷，丰富了法医DNA技术检验体系，能够进行更多项目的检验。由于法庭科学是为侦查破案和法庭取证服务的，其鉴定结果可直接作为证据在案件审查中使用，

简介：<正>过去二十年里,公司治理已发展成为与公司法有着难解关系的一个主题,而近来比较公司治理文献的增长也带来了它与比较法的难解关系。在这篇论文里,我将简要地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概念,而后集中探讨比较公司治理,侧重理论和方法的问题。作为讨论的一部分,我会考虑诸如路径依赖和全球化现象这些问题,并将会阐述比较法因过于狭隘和混乱而无法为处于复杂变革时期下的比较公司治理提供一个恰当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进路。而且,我将考虑解决之道在何种程度上有赖于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这是否有赖于一种专门的经济学方法。我基本上认为,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正见证着以实际合同与

简介：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审判方式改革,试图将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由以往的超职权主义逐渐向当事人主义转型,尽管在证据理论、庭审方式、裁判路径等方面较之以往已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依然很难下定论,中国民事诉讼模式下已完成向当事人主义的成功转型。在审判方式改革旗帜下各地法院所发布的纷繁复杂的

简介：采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结合的方法对出土文献中的法律史料进行系统的清理与探索，封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把握中国古代法律史的整体风貌；二是有助于改写中国古代法律史；三是可以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术研究的成败取决于方法是否先进，先进的方法产生的学术功效是巨大的，王国维在历史研究领域、瞿同祖在法律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便是明证。

简介：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重要目标的法律现代化,依然在努力实现过程中。这一可能缓慢的历史进程恰逢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一系列打破原有熟人社会结构、建构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政策措施加速形成法律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这就为平等个体之间以契约关系依规则行为的法律现代化奠定基础。法律现代化需要建构理性、自由、平等的契约观念基础,需要建构形式法治基础;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充分认识法律现代化面临的社会现实,这正是法律社会学所擅长的方面。

简介：本文从诉讼案件、案例与判例一般考察,民事诉讼案例研究的价值、方法,我国民事诉讼案例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四个部分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加强民事诉讼案例研究是深化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与契机,我国民事诉讼案例研究应在研究人员的素质、研究手段与方法的创新、研究成果的规范化诸方面实现突破.

简介：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基本法》的解释充满了解释主体、解释体制、解释技术和方法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按原意方法解释基本法,特区法院按照其普通法传统解释基本法,从而导致解释结果的差异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法院解释方法的不同与其所处的体制并非简单对应关系,两者从技术层面仍有较大空间化解因释法方法的差异性引发的冲突。现阶段基本法解释的冲突协调依赖于基本法解释的基础制度构造,主要体现为特区法院自身的司法建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程序规则的完善。

简介：法律变通的有效实施是化解民族自治地方矛盾的利器。在民族杂居和“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进行法律变通时往往忽视了民族成分复杂、民族内部成员对习惯法认可度不一、区域间法律化差异等因素，导致法律变通后依然不能有效调和民族内成员间、不同民族间及不同区域间的纠纷。且由于实践中法律变通多表现为对某一民族习惯法不加辨识的认可，导致法律变通依然不能缓解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紧张状态。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下，要充分考量民族自治地方多民族杂居的客观事实，并以宪法平等原则为指导，针对法律变通适用的对象，从立法、执法和司法多角度来完善法律变通机制。

简介：传播淫秽物品罪罪状中的＂传播＂,是指构成要件行为类型,不是具体、单一的动作,如果行为符合实现信息分享（共享）这一＂传播＂的核心语义,仍在本义范围之内。司法解释中的＂明知＂不是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而是行为要件的主观要素内容,是＂中立＂的网络业务经营活动与构罪的＂传播＂行为区分的依据。不作为犯罪理论不能为＂快播案＂控罪提供理论支撑。以不作为犯罪理论作入罪分析,其逻辑路径会陷入＂不作为义务来源问题＂的泥淖。＂技术中立＂论断与＂构成犯罪＂结论不存在排他关系。＂技术中立＂论断是成立的,但当技术附加了对象、目的等条件时,技术的＂中立性＂将不再保持。所谓＂技术中立的帮助行为＂,在现行理论和立法下完全可以成为共同犯罪行为,或者已经通过立法分则化为实行行为。另外,＂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判断应以＂规范＂为依据,规范的变更只能以修法方式进行,而不能寻求个案突破。

简介：对贪污罪、受贿罪设置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或假释这一特殊刑罚措施,某种程度上是对公众焦虑的回应,以满足民众对高压反腐的诉求.不考虑刑事政策方面的考量,终身监禁这一特殊刑罚措施,其合理性值得追问.文章以福柯的规训理论为视角,通过考察监狱的规训运作,分析贪污、受贿罪终身监禁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