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转型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论建构,具有三大历史规定性条件:转型的'进行时',需为中国追寻'另类现代性'道路保留必要的想象空间,并兼顾理论建构的开放性、针对性和可行性;正义问题的共时性和整体性,需要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正义问题统合起来;重大'正义事项'的未决性,需仍将视角聚焦于社会基本结构层面。正义是'一致性'与'应得'(dues)的结合,即比较原则与非比较原则的统一。前者界定了正义的形式要素;后者包括法律权利(rights)和道德应得(deserts),界定了正义的实质要素。所谓'反正义的公平',是指符合一致性要求、但不符合'应得'要求的一种正义观念。它包括两种形态:'法律外的反正义的公平'和'法律内的反正义的公平'。这种正义观念的'话语'特质和机会主义特性,既使转型中国的各种社会抗争行动具有了泛道德的证成依据,亦加剧了'反正义局面易循环'的乱象。中国文化中的机会公平传统、20世纪人民共和革命所形成的'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当代中国实践哲学中的'权利话语'及当下中国缺失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分别为'反正义的公平观’’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意识结构、话语基础和'背景制度'。保障经济正义/分配正义(落实'实质性的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建构公共商谈(公共自主)的政治机制、厉行法治,是超克'反正义的公平观'的三个方向。从罗尔斯自尊的社会基础及自由优先性适用的特定文明条件出发,转型中国作为'非丰裕社会',应当坚持经济正义(分配正义)的优先性。基于对自尊的社会基础、罗尔斯分配正义原则适用的制度前提、转型中国经济正义问题特殊性等的分析,转型中国的经济正义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配给正义'。转型中国的'底线正义'诸原则,应包括如下'词典式'序列:经济正义原则(实质性的机会公平原则、差别
简介:虽然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通过"吴小彤等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改变了以英国式普通法传统中针对实质合理期待的克制立场,将实质审查与救济机制纳入合理期待规则,但该普通法规则在个案运用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期待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难以把握、在公共利益与合理期待之间应如何权衡等难题。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历经10年的司法探索,更为清晰和客观地诠释了合理期待规则的审判法理,有效整合了程序合理期待与实质合理期待,明确了维斯伯里原则与合理期待规则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的关系,赋予"合理期待"这个法律术语义法治修辞之功效。整体而言,合理期待规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审判领域已经成为具有较强适用性的公法规则。
简介:破窗理论(亦称"破窗效应")是从"环境→心理→行为"路径分析犯罪现象的发生机理,主张以"场域控制"为基本手段来防控犯罪的理论学说。从"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的规范样本来看,"破窗效应"在环境监管中广泛存在,环境犯罪多源于环境监管失职渎职场域下"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破窗效应"透过对潜在犯罪者的直觉思维、行为惯性以及风险认知发生作用,进而激发乃至强化其犯罪动机。故此,政府可通过"场域控制"来干预潜在犯罪者实施环境犯罪的动机与行为:一是引入"情境预防"策略来以提升环境犯罪的难度、风险和成本;二是构建"零容忍"治污与第三方治污相呼应的多元化"补窗"模式,藉此实现对环境犯罪的有效防控。
简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2016年的高尔集团案对于新加坡和中国在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领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高尔集团案中,南京中院对互惠的认定仍秉持事实互惠的标准,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下所倡导的法律互惠推动的结果。此外,2017年6月《南宁声明》所确立的推定互惠原则进一步加强了未来我国和新加坡之间判决相互承认和执行的可能性,为两国之间的互惠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保证。在今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可以同时考虑事实互惠和法律互惠,对于互惠关系无法确立时,则可适当考虑推定互惠的适用标准。
简介:<正>从逻辑上来看,刑法适用可以归结为一个三段论。三段论推理要求"司法人员必须遵循先定罪、后量刑的时间顺序规则,不能把量刑提到定罪之前。"不可否认,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均是遵循"先定罪,后量刑"的顺序来进行审判的。然而,在近年发生的以许霆案为代表的难办案件当中,法官们沿着上述路径,在小心求证之后获得的裁判结果仍然与普通民众的法情感严重背离,由此引发网络、媒体及社会公众的对判决的广泛质疑。为此,有学者开始对传统的"由罪及刑"路径进行反思,认为"刑从罪生、刑须制罪的罪刑正向制约关系并非罪刑关系的全部与排他的内涵,在这种罪刑正向制约关系的基本内涵之外,于某些疑难案件中亦存在着逆向地立足于量刑的妥当性考虑,而在教义学允许的多种可能选择之间选择一个对应的妥当的法条与构成要件予以解释与适用,从而形成量刑反制定罪的逆向路径。"这就要求我们在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