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其客观方面，即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和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虽然刑法典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在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认可。由于秘密窃取行为是盗窃罪客观方面的本质特征，也是盗窃罪区别其它财产犯罪的重要标志，所以，正确理解秘密窃取行为，就成了把握盗窃罪的关键。

简介：将来债权证券化的制度基础是债权让与制度。但以保护债务人为目的的传统债权让与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将来债权证券化的需求——将来债权转让应具有对世效力以促进将来债权自由流转。借鉴比较法经验,构建我国证券化下将来债权让与制度：将来债权发生时债权让与效力溯及至让与合同成立时;公示机制采以登记对抗主义;债权受让人对其他竞合求偿人采以登记为准的优先权原则;相对排除＂禁止转让约款＂的效力。

简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在与国际海事委员会（CMI）的合作下主持了当前的统一国际海上运输法公约的草案修订工作。到目前为止，草案还处于继续审议修改的过程之中，仲裁是有争议的问题之一。由于草案第16章仲裁是在基本借鉴《汉堡规则》的基础上添加进去的，围绕海上运输纠纷的这一重要解决途径也产生了很多争议。仲裁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着草案本身的成败，也与海上运输法和海事仲裁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在第三工作组的框架下围绕草案中的仲裁问题所产生的争议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1）是否应该将仲裁列入公约作统一的规定；（2）草案中关于仲裁的规定可能与现有统一原则和做法产生的冲突。对这两个层次的问题，本文试图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简介：标准制度与专利制度具有对立统一性,标准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复杂,专利挟持是标准与专利融合过程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专利挟持有多种表现形式,在美国就有不当披露专利信息,违反FRAND原则,违背前手承诺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等里程碑式的判例。因此,应完善标准制定机构的自律监管机制,即事先披露原则,通过相对确定的FRAND原则,在法律诉讼程序之外建立可选择的ADR纠纷解决机制;由专利权人通过许可协议方式进行交叉许可,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专利池;用反垄断法规制标准化中专利挟持。

简介：2009年4月26日两会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促使两岸司法互助第一次延伸至＂罪赃移交＂事项。惟在＂罪赃移交＂前,需对＂罪赃＂展开追查、进行查封、扣押或冻结,并透过法院之判决予以没收,没收后进行返还或分享等,因而在强化两岸罪赃移交,如何完善彼此没收法制,实属相当重要课题。基于＂经济犯罪、经济解决＂的立法趋势及不断发生的食安风暴,台湾地区2015年通过的没收新规定,将没收定性为＂类似不当得利＂之衡平措施,具独立性,为＂刑罚＂与＂保安处分＂以外之独立法律效果,并将没收概念依照其标的之不同而分为＂犯罪物没收＂（或称为＂狭义没收＂）及＂利得没收＂等两大类,并分别规范其要件;另将修法前紊乱体系之＂追缴＂、＂抵偿＂等用语,一并废除,统一采用＂追征＂。特别是台湾地区此次＂刑法＂没收新制,彻底重构台湾地区没收体系并扩张利得没收范围,且扩大至第三人没收及没收客体范围,并引进非以定罪为基础之特殊没收,堪称为台湾地区＂刑法＂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并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障碍,深值肯定。惟何谓独立法律效果、没收性质、与＂刑法＂第58条混入计算及优先发还被害人等问题,仍有必要再深入探讨。

简介：视听资料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中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它对于民事案件的审判具有其他证据无法替代的优越性，但又存在着易被伪造、篡改的缺陷。视听资料的取得必须合法，合法收集到的视听资料要与案件有关联性，对视听资料的使用要严格依法审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简介：台湾亲属法是调整台湾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律,其中,妻子法律地位的规定是亲属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亲属法的规定可以折射出当今台湾社会的家庭结构模式和妇女地位状况。而台湾的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台湾社会在不少方面还保留着封建文化的遗迹,这种特点深深地影响了台湾法律发展走向,尤其在伦理性较强的夫妻家庭关系上,表现得更为显著。本文从分析台湾亲属法关于妻子法律地位规定入手,剖析其规定的性质,特征及社会背景,并对其发展、沿革、司法实践中的运作进行分析,力求对台湾亲属法中妻子法律地位规定作出客观的评价,以有益于解决两岸交往而产生的法律问题。

简介：扩张解释既是一种解释方法,更是一项原则或者一种立场。长期以来,因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扩张解释缺乏一套普遍认同的规则和程序,怠于扩张解释、过度扩张解释和类推适用等解释不当的现象在刑事诉讼领域也广泛存在,导致扩张解释的功能发挥大打折扣,并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为防止法官扩张解释的恣意,确保扩张解释形式合法、实质合理,应树立正确的解释立场、遵循特定的解释原则,遵循特定的解释路径,并加强程序性保障。

简介：一些规模大型、发展成熟的企业在各个部门的管理上都比较的细致规范，尤其是在企业合同管理上显得尤为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合同通常会涉及到企业的各项商业方面的谈判，另一方面合同也可以作为企业推进不同商业活动的重要保障。文章主要对企业合同管理的主要方式以及在管理过程中产生风险的主要类型进行了说明，并对规避风险的相关举措进行了阐述。

简介：<正>国际行政法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司法机构,负责处理国际组织行政当局与其公务员之间因任用关系而发生的行政案件。从1927年第一个国际行政法庭——国际联盟行政法庭(LNAT)创立,至今已历70余年。这期间,近20个法庭相继建立并逐渐汇聚成一个"国际行政法庭家族",有超过60个以上的重要的国际组织接受了它们的管辖,而有权利用其司法救济的

简介：刑事诉讼法的规范依赖干法解释技术而生效,因此对刑事诉讼法之中的诸多概念、术语作出合理的解释和阐释,方能构建刑事程序法治化的微观基础。站在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立场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犯罪地"管辖原则,其中所谓"犯罪地"一词,应当解释为包括"犯罪结果地"、"犯罪预备地",而不应包括"被害人所在地"、"销赃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地"。在毒品犯罪、网络犯罪、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等特殊类型案件的中,对"犯罪地"一词,可允许作适当的扩张解释。

简介：1996年开始实施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法的人道主义原则,但整部法典却贯穿着宽容及人道精神:废除死刑和无期徒刑、自由刑单一化、保安处分法定化、刑罚目的人道化、刑罚种类的道义性、刑罚适用的宽缓性等都充分体现其人道主义.这种立法思想和刑法价值观念有助于构建和推进内地刑法的进一步人道化.

简介：运动式治理与治理制度化是我国的社会治理反复摇摆、纠结的悖论式命题。从现有的实践来看，一旦一种运动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社会治理者就会审时度势进行策略变化。这导致治理制度化的程度始终受制于运动式治理的政治表达和短期目标的实现。只有当执政者无法单纯依靠强制来维系治理权力的有效性，转而需要借助法律媒介获得普遍化的合法性效力时，法院才有可能完成由“刀把子”向“裁判者”的功能转换。

简介：一、问题导入本文缘起于引起巨大争议的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对于此案的案情,没有必要赘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样的案件事实,不同法院却有着不同的认定,一波三折。2010年7月15日,本案一审法院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昌奎所犯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1]

简介：瑞典劳动法在世界劳动法中独树一帜，解雇制度是其劳动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雇制度中所规定的解雇条件、解雇程序、违法解雇的救济措施及劳动法院对解雇案件的审理都有独到之处，值得借鉴。

简介：运动强度的合理运用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在体育课中一定要依科学参数为依据，合理、适中的定位学生的运动强度，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

简介：众所周知,网络的虚拟性、超国界性等特点给涉网的民商事纠纷的管辖权确定带来冲击,传统的以地域为连结因素的管辖权确定方法在网络案件中遇到了困难,被告所在地、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等连结因素的确定在网络环境下变得不明确。而协议管辖这种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管辖权选择方式在网络环境下更显现了其巨大的适应能力,成为确立管辖权的最有效和直接的方式,但在网络环境下,如何使协议管辖更加的合法、合理则成为涉网案件中协议管辖研究的重心。

简介：妥当划分和识别强制性规范的不同类型,是法院对强制性规范进行解释与适用的前提。传统的划分方法是在民法规范"二元论"思想指导下的"二分法"方法,但这种划分方法存在诸多缺陷,应当代之以民法规范"五分法"思想指导下的"七分法"方法,才能周延地揭示出强制性规范的全貌,并为法官妥当适用强制性规范奠定基础。

简介：发展规划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核心制度。一直以来,发展规划主要依靠政策与政治惯例进行运转。发展规划虽然庞杂丰富,但实际上往往难以被有效地落实。在推进发展规划立法的当下,我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实施困境的存在。造成此困境的成因有多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效而刚性的、能够保障和促进实施的制度安排和措施,因此需要确立发展规划法中的实施机制。基于此,有必要引入机制设计理论,主要通过激励相容机制的复合路径,基于本土资源,构建我国发展规划法中实施机制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规范构造,进而促进和保障发展规划的实施。

简介：由于契合现代司法理念,刑事和解备受推崇。然而,如果忽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非但会贬损这一制度本身的优势,还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刑事和解忽视犯罪人权益的原因分析,探寻刑事和解过程中可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的种种损害,有助于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切实保障犯罪人之相关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