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由于南海的领土争端,在双边关系上呈现紧张和对抗的局面.中菲关系紧张的时期,正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阶段,菲律宾社会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与反应,就成为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本文在简要回顾2010一2016年中菲政治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中菲两国媒体在“一带一路”和领土争端上报道立场的异同,呈现菲律宾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反应;通过分析中菲两国在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等“一带一路”具体领域的合作情况,呈现菲律宾社会在开展具体合作方面的态度.笔者认为,菲律宾社会对于“一带一路”的总体了解相对较少,但是对于倡议的具体态度,如亚投行,关注度较髙;虽然中菲的政治关系比较紧张,但是在具体的合作领域,双方都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
简介: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简介:长期以来,外国渔船在印尼海域非法捕鱼一直是困扰印尼的重大问题。2014年上台的佐科政府采取强硬政策加以应对,且在非法捕鱼问题上进行安全化操作,将其从一般的公共议题升级为紧急性的安全议题。佐科总统、军队及海洋事务和渔业部等部门构成"言语—行为"集团,通过言辞表达构建出"存在性威胁",即非法捕鱼在传统安全领域威胁印尼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则是一种跨国犯罪,并在与民众互动中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印尼政府安全化非法捕鱼问题的动力包括增强防御能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保障渔民生存权,夯实执政根基等。而作为佐科政府的施政重点,妥当解决非法捕鱼问题,避免引起政治外交纠纷,则须进行相应的"去安全化",通过外交与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
简介:自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对周边外交更加重视,推出了一系列周边外交新理念和新举措.不过如何更好地开展周边外交也日益面临着周边安全的掣肘,对于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价也存在大量争议,这就使得建立周边安全的评价体系和构建整体性的周边安全战略很有必要.由于中国崛起的周边安全效应、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地缘效应和周边国家转型的系统效应,中国的周边地区安全已变得日益重要.周边安全合作面临着大国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障碍,中国在周边安全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利益层次分析的视角,可以对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安全问题进行梳理,区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三个层次,使得对于中国面临的诸多周边安全问题有着更为整体性的清晰认知,进而提出了“双重协调”的周边安全战略.针对涉及不同利益层次的周边安全问题,中国可以采用“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并进的思路,单一或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手段,最终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较低程度的周边安全共同体.
简介: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简介:俄国第一批女企业家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作为早期走入公共领域的妇女代表,她们深受法国大革命后迅速在欧洲蔓延开来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脱胎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将为妇女争取劳动权和协助其经济独立作为企业创办的首要任务。为使俄罗斯中下层妇女摆脱束缚,获得社会身份,以特鲁勃尼科娃等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精英女性,利用自身在地位、财富和能力方面的优势,大胆闯入男性主导的国家经济领域,创办了俄国第一批专门为妇女提供就业机会的劳动企业:缝纫工场、书店、印刷所、出版社、翻译公司等。她们的实践活动为“走出家庭”的妇女提供了生存方式和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妇女群体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进一步推动了俄国妇女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