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利用职务之便是我国刑法中某些罪名的客观要件,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其关注颇多,但往往局限于在某具体个罪中认定其内容,很难形成系统的认识.因此跳出传统研究视角,不拘泥于某个罪,同时以若干典型个罪为参照,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利用职务之便的概念内涵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探讨.

简介：通过梳理作为刑法帝王原则的罪刑法定实现的方法论变迁过程,由机械适用法律到法律解释再到法律论证后,结合理论界关于法律概念的类型化以及法律适用归类思维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探讨了罪刑法定的司法实现过程.在此基础之上,立足于我国后法型法治国家的现状,指出了我国罪刑法定实现的路径选择.

简介：见危不助行为中的警察应该是对危险负有具体职责的警察，而不是所有警察。见危不助中的“危”应是一种危及到人身安全和稳定的严重困顿状况，而且必须是紧急的。见危不助本质上是一种不作为，非典型的真正不作为和不真正不作为是认定警察见危不助的关键。认定警察见危不助构成犯罪不仅要满足不作为的一般条件，而且要符合刑法分则中某个罪的犯罪构成。

简介：正如刚才荷方依拉斯姆斯大学的校长先生所说到的，荷兰现在从刑法转向行政法，而中国好像是相反，从行政法转向刑法。我想这样一个判断，总体上来说是对的，而且也都是符合本国国情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的转向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彼此犯罪圈的大小不同，比如说，在中国，对盗窃罪的规定要求数额较大，否则不构成犯罪，但在荷兰，至少从立法上没有这种限制，这样荷兰的犯罪圈就比我们要大出许多，因此他们现在为了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

简介：股权众筹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典型业态，开辟了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但由于其面向大众投资者公开出售股权募集资金，除了会受到现有证券法律制约外，还可能面临着非法集资等刑事法律风险。笔者从行政监管需求和刑事风险两个层面对股权众筹进行剖析，并将其置于我国近年来民间融资规制和打击非法集资实践的大背景下，梳理了股权众筹可能触及的行政监管红线和刑法罪名，指出事后刑事追责无法取得有效规制效果，需明确股权众筹的法律地位、完善监管规则，加强事前、事中监管，以推动股权众筹的健康发展。

简介：<正>刑法观是人们对于刑法基本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它属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思想路线的制约。刑法观是刑法学领域深层次的问题,是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理论的内在根据。有什么样的刑法观,就有什么样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最高决策机关的失误,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政治路线,也形成了一整套与此相适应的刑法观。其具体表现是:在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上,重政治轻法制,重政策轻法律,重人治轻法治;在刑法功能上,重反革命犯罪轻经济犯罪,重打击犯罪轻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重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规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罪＂,删去了《刑法》第338条的＂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但是,如果舍弃传统的经济价值核算方式,而生态价值核算尚不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则＂严重污染环境＂难以明确,该修正条文将适得其反。保持现有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后果要件,增加对生态损害后果的考量,或具有权宜性,但更符合法制发展的渐进性精神。

简介：金融风险是影响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当金融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并发生恶性连锁反应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因此,建立抵御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法律制度尤为重要,而金融刑法作为金融风险防范的最后一道制度屏障,在抵御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此,有必要从金融风险防范的角度审视我国金融刑事立法在抵御金融风险方面的诸多缺陷,从加强金融风险防范的功能出发,创新我国金融刑事立法,充分发挥金融刑法在创新金融体制和防范金融风险中的功能与作用。

简介：比特币与各国法定货币之间能够进行低成本兑换，并可藉此实现人民币与外币的间接跨境兑换，对我国外汇犯罪刑法规制实践产生实质的冲击。利用比特币交易实施的骗购外汇、逃汇、非法经营外汇业务、隐瞒境外存款等外汇犯罪行为，在既有的货币监管规则与刑法规范解释框架下难以认定为犯罪。金融刑法有必要在立法、司法与执法层面进行全维度的制度优化，以应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等“去中心化”互联网金融工具对外汇犯罪刑事法律体系的冲击，从而有效维护我国的货币与外汇市场安全。

简介：为了梳理和展示30年来我国刑事法治之成就，探讨刑事司法热点难点和寻求解决对策，展望和探索未来刑事法治事业发展路径，2008年10月13至15日，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在南京市召开。来自全国刑事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实务工作者300余人以“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法治建设”为主题，兼顾量刑规范化和安全责任事故犯罪两大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简介：在当前，民族问题，或者说少数民族权益保障问题的有效解决，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越南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中国和越南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其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与法治建设问题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有相互借鉴、学习的便利和必要。但是由于双方对彼此的法律制度和理论研究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因此相互之间的借鉴和学习还不普遍。本文的写作就是旨在通过对中越两国宪法文本的比较研究和法条分析，总结出它们在少数民族权益的宪法保障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以便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借鉴与学习。

简介：从厦门法院的实践来看,两岸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存在以下问题:因请求方提供信息不全、重复委托等导致的送达困难和司法资源浪费;因被请求方未尽力协助导致的送达程序拖延;因两岸法律差异导致的协助送达效力不易认定等。鉴于邮寄送达及传真和电子邮件送达有其自身的不足之处,完善两岸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需要增强司法互助意识,促进司法互助三级窗口设立,细化"尽力协助"原则,积极创新司法互助工作机制等。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不能过于依赖包括司法互助送达在内的单一的送达方式,而应从公正、高效解决争议的角度出发,灵活采用多种送达方式和途径。

简介：基本权利的主体有个人、公民、法人、组织集体之分，基本权利的最主要主体是个人，这是宪法思想史和宪法性文件所昭示的。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个人只是义务主体。这样使得基本权利主体范围减少，在理论上与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权原理相悖。其原因有理论上的误区，也有翻译的误导。建议把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改为“基本权利”或者“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具体内容则重新以“个人”基本权利为主进行规范，使得宪法规范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与人权规范的本质特点相一致。

简介：<正>所谓单行刑法,在我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在形式上独立于刑法典的刑法法规。以1997年刑法典为界限,单行刑法的命运具有天壤之别,1981年到1995年的14年之间,通过了23个,可谓是遍地开花,而1997年刑法之后,仅有《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一个单行刑法,如果勉强算上两个不具有罪刑规范的决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关于维护互联网

简介：在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主旨的法治国家的实现中，比例原则以其具体性、规范性和目的性在限制刑事权力上有着重要担当：能够弥补刑法的基本原则无法防止立法泛滥及刑法的谦抑性所不具有的硬约束力之缺陷。也因此，刑法学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分析范式，并以其三项子原则——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禁止过度原则的建构为突破口，追寻一种理性的罪刑规范，并形成如下学术路向：把比例原则作为罪刑关系配置的基本原则，刑事立法应该考虑刑法上的可罚的违法性，在刑法解释中强化合目的之法律解释方法。

简介：刑事政策并非刑法难以逾越的樊篱,就专利犯罪而言,贯通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不仅具有理论根据,也具有现实需要,专利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当向从严从厉转变。专利犯罪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包括隐性和显性两条路径,前者主要包括专利刑法保护法益理论的调整、＂假冒专利＂和＂情节严重＂的妥当解释等方式,后者则包括完善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和加强犯罪预防等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少专利犯罪,需要专利犯罪刑事政策从隐性和显性两方面入手,考虑到当前刑法条文中只有假冒专利罪一罪的现实,刑事政策显性刑法化的思考应当予以重视。

简介：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都是极端的解释立场,应采用以主观解释为主、客观解释为辅的折衷说。客观解释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其蕴含了突破刑法规范的内在冲动,从解释主体、解释对象及解释效果等层面探讨客观解释论的适用界域很有必要。既然客观解释论蕴含了突破刑法规范的风险,就需要为客观解释设计规制措施,具体可从刑法文本疑难、判决书说理及公众认同等角度展开。

简介：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体现了在风险社会下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它属于危险犯,其成立并不一定要出现实害结果,而是只要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即可.其侵害的法益应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重大财产的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秩序的和平与安宁.犯罪客观方面主要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驰,情节恶劣以及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明知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或危险,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或危险的发生.另外,正确认定该罪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刑法第356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的，从重处罚。”而刑法第65条第1款又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有些案件既符合刑法第65条一般累犯的规定，

简介：我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立法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包括立足本国国情和反恐局势、借鉴外国先进立法、贯彻国际反恐公约和强调对恐怖活动组织的打击。这些经验有利于保持刑法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