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后期才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日益加剧,滋生出-系列环境问题,人类开始觉醒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环境危机促使环境伦理学把人类的道德关怀延展到整个生态环境.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开展,对人类道德的完善和进步、地球文明的繁荣以及重构人与自然新的和谐关系产生有利影响.国内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逐渐步入学术化、规范化进程,文献产出数量稳步增长,研究的主体从西方主要学者观点分析转向国内实际情况的多元题材的研究,研究中心也在不同阶段有所转移.本文主要针对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现有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探讨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演进历程和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未来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应关注规范化研究,形成环境伦理学研究范式,强化环境伦理学史研究;开拓新视角,研究对象多样化发展;跨领域协作,推进环境伦理学国际化研究.
简介:环境美德伦理学是近年来在环境伦理学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构过程中逐渐兴起的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和研究热点,它在摆脱或规避传统环境伦理学理论局限和困境的同时,同样面临着来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向质疑和批评.概括起来,这些质疑和批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环境美德在环境保护的实践层面缺乏具体而明确的指导性;其二,环境美德在应对和解决环境问题时存在效力上的局限性;其三,环境美德伦理学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倾向.环境美德伦理学的存在与发展必然要求对这些质疑和批评予以客观全面的分析和积极充分的回应.首先,环境美德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和使命在于为环境保护提供伦理依据和道德理由,这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为环境保护提供具体而明确的行为指导已经超出其能力范围.其次,环境美德伦理学对于人类环境美德的关注和重视是从根本上抓住了环境问题的实质,对于应对和解决环境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积极的实践意义.最后,环境美德伦理学从根本上区别于人类中心主义,它是将环境保护纳入人类对自身德性的至善追求之中,而并非将其视为某种利益的实现途径.而且“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划分方式本身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单向度思维方式的产物,是应当被摒弃的.环境美德伦理学突破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中心主义”理论立场,是实现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统一的理论表达和尝试,它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无关.
简介: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国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暨2013中国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于2013年4月12日至14日在沈阳隆重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分会、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清华大学哲学系等单位联合主办,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育部"985工程"科技与社会(STS)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承办。会议历时两天,来自辽宁省社科联、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各地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简介:当代环境伦理思想启发死亡伦理,弱式人类中心论环境伦理启发弱式生存论死亡伦理。弱式生存论死亡伦理智慧在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体现命运共同体战略意义的当代实践智慧。当代意义的“弱式生存论死亡伦理”思想面向死亡焦虑的破解以生存价值来建构智慧,但并不以生存的物质需求和肉体欲望作为核心生存依托,既会尽可能考虑到人与环境和谐生存(甚至敬畏自然),也会时刻提醒自身身体生理的承载支撑力。当代意义死亡伦理智慧在大自然环境观与大生命命运观的结合中作为挑战死亡的大健康智慧。当代人类生存智慧的思考离不开对环境的智慧思考和对命运的智慧思考,而且环境意义的智慧与命运意义的智慧需要结合死亡思考的生存智慧,这种富有意义的命运智慧思考中需要伦理意义的价值智慧,特别需要生死意义或生死价值的伦理智慧。当代中国广义死亡伦理的战略智慧体现了当代命运意义的生死存亡攸关智慧。就当代意义产业社会而言,死亡伦理智慧也正是环境与命运结合的智慧境界。当代中国产业社会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经济社会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存环境为代价,而当代中国环境建设的价值前提就是环境公正的建设,可见环境伦理智慧也与产业社会的存亡命运与共。而且死亡伦理智慧在命运与环境的结合视角中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