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张炜这样重要的当代作家进行对话可能是一个非常欣悦但有难度的过程,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一系列经典的文学史“标签”和“定论”中辨别出真正具有生产性的“问题”,以此来“开启”一个具有“物质性”的文学史场景;而另一方面,面对张炜这样一个很有“理论坚持”的作家,他本人的辩解、质疑和反诘却让我们的“意图”始终处于”建构”和“颠覆”的罅隙之中。或许这就是当代文学史认知和研究的难度。作为研究者我们总是“立志揭穿文本的秘密性、私人化的现象,(发现)这些文本与历史场景有着深厚及共谋性的关联”(萨义德语)。但是,作为“个体”的作家(包括张炜)可能更愿意强调“文本”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意义”,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把”作家”和“文本”呈现在艺术性、批判性、道德和良知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文学史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大的对话。但是如果研究者并不以一个确定的“目的论”和”价值观”为鹄的,那么,作家们的“夫子自道”也未尝不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和“消化”,最终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视界融合”。这样想来。张炜在本次对话中对文本、批评、经典化、人文精神、文学转型等一系列问题的回应就有了非常值得重视的价值和意义。
简介: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从语言变革开始的,正是五四白话运动导致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迅速成功并使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而确立下来。语言即思想、思维、文化和精神,五四白话运动中形成的国语即现代汉语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特征。中国新诗在五四白话运动中诞生,因此五四新诗运动又被称为白话诗运动。但是需要明确,“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是互动的,五四白话运动需要通过新的文学载体来显示自身现代转型的实绩,其成果是通过新文学经典作品最终予以确立和固化的,因此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又推动了五四白话运动。五四先驱者鼓动的新诗运动本身是五四白话运动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在多个层面上推动五四白话运动健康发展。
简介:一第五代:在“寻根”中搁浅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所谓“新时期”文艺的主要特征,在于随着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价值观念的调整,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进人社会的精神层面,扮演起社会良知的角色,并担当起文化和精神启蒙的责任。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探讨等等,无不展示着文艺开始重新将意义问题提了出来,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被重新强调,理想主义的旗帜重新飘展,崇高和激情、痛苦和寻找、良知和独创……这些久违了的精神价值成了此一时期最为夺目的光采。此时的中国电影,在文化轨迹上,经过了“反思”和“消解”两大阶段。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之为“伤痕电影”或“反思电影”以及“寻根电影”
简介:为了代表韩国阳明学的霞谷学研究的进展,有必要分析霞谷学派本身的哲学性争论点,考察学派之间的交游内容,从而扩大研究之外延。在这种情况下,本论文要调查传统思想家们的交流比较频繁的近代时期,不管是在性理学或佛教,共享和应用霞谷学派主要思想之一的真假论。近代时期霞谷学派真假论是从内心良知并非可以在外求得,而是借助主观自觉和仁义的道德伪善的境界而形成的讨论。对于道德伪善的境界随着时代的变化,具体化为批评老论的领袖宋时烈教条的学问和争论点。李建芳借助朱熹的理论和名誉,将这些合理化为自己的逻辑,并批评极端反对其他意见的宋时烈的道学是假道义。继承这个意见的郑寅普认为借助仁义本身就是没有根据自己的心态,而是源于钻研经文的虚学之风土,于是虚就是假的根本。近代时期霞谷学派的真假论是对于老论的一党执政体制带来朝鲜衰弱的适当的批评,于是可以说服对于现实政治具有批判态度的其他学派。岭南地区的改革性理学家曺兢燮和李建芳进行交流的同时,在自己的写作理论适用了真假论。还有,与李建芳和郑寅普进行交游的朴汉永以真假论为基础,批评佛教界的显示,并寻找了改革方案。乙亥狱事(1755年)之后,在学术和政治领域都被疏忽的霞谷学派的真假论在近代时期后,从多个方面获得了改革性知识人的同感。这完全不同于以前通过文学和艺术活动消极地表现自己的思想的情景。因此可以说近代时期霞谷学派在批评现实和改革方面起了一定的思想作用。从这一点,今后的研究更需要关注他们的思想交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