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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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文从公私合作（PPP）模式的概念起源入手，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对PPP概念的界定及主要观点，并从PPP模式可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推动公共治理机制创新的角度进行论述，进而对PPP模式成功应用的关键，即风险分担的原则和具体分配进行了研究。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凸显和新型城镇化投资需求不断增大的背景下，PPP模式拓宽融资渠道、提高供给效率、推动公共治理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简介：现实中的“国有企业”概念内涵与外延不一致，应当被“公企业”的概念所代替。中国公企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对其性质、功能和作用进行正确定位。公企业的基本特性可归结为公共性和企业性双重性质；公企业的表面特征为，其资本全部或部分归属政府、受中央或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是特殊的企业法人，既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定特权又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和约束；公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宏观调控功能、微观规制功能、对外调节功能、一般社会功能等；公企业的目标包含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即商业性目标和非商业性目标，因此不能把财务赢利状况作为衡量公企业业绩的唯一标准，而应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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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借鉴Karras（2007）的实证模型，本文利用中国1988—2007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公共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公共部门的劳动产出弹性为0．008；（2）中国公共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高于非公共部门；（3）中国公共部门劳动人员的显性工资存在低估。虽然中国公共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相对于非公共部门高，但其产出弹性仍处于较低水平。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加大劳动密集型公共品供给力度，有利于提高中国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中国非公共部门需要改变劳动力粗放投入模式，地方政府应鼓励私人部门为员工提供多元化的职业培训与技能教育，以提高其边际产出。同时，优化公务员薪酬结构，将隐性收入逐步纳入正规货币工资范围之中。

简介：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旅游业是从入境旅游起步的，1978年以来，在宏观改革开放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旅游业经历了入境旅游率先快速发展、国内和出境旅游先后迅速兴起的发展模式，即先入境，后国内，再后出境的发展模式。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才开始出现出境旅游的萌芽，出境旅游真正大发展是在九十年代才开始的。到了2004年，我国以2885万人次的出境旅游总量列居亚洲第一旅游客源国，并被世界旅游组织列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客源输出国。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出境第一大国。

简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增加对华投资，有些甚至把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加快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跨国公司本土化是一把“双刃剑”，绝非只有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和自主知识产权开发，也会对中国的技术开发产生冲击。目前，中国所拥有的自主性知识产权还较少，提高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能力乃当务之急。中国未来可能选择的策略是：在促进跨国公司投资中，使中国的企业加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加强自身的技术开发能力，这样才能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赢得国际竞争，分享更大的国际经济利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跨国公司投资和支援制造业内移的政策体系，这样才能更好地抓住“入世”和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机会，在世界制造业中占有更大份额。否则，即使中国制造的产品行销世界各地，那也只是全球加工车间，而非世界制造中心。

简介：目前世界上最大的S00强跨国公司有400多家来华投资，跨国公司通过优化内部资金转移管理为其带来税收套利、政府套利、金融市场套利。本文将从内部交易、无形资产交易费用、研究机构和研发费用、管理费用的特殊项目、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和控股过程、跨国公司的激励和业绩评价制度等几方面，来研究当今在华跨国公司内部资金转移的创新思考。

简介：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与投资地区的互动是双方反复博弈的结果，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是一种双赢策略。互动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对外投资企业提高技术学习和竞争能力，适应投资地的市场与文化，规避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为中国跨国公司创造有利的外部发展条件。外部因素通过良好的互动机制也可以与内部因素产生相互推动作用。

简介：中国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应与三个方面的配套制度，即退休制度、工资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改革同时进行。退休制度改革应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并使男女退休年龄一致。工资制度改革包括建立合理的工资结构、引入绩效工资制度、减少隐性收入和地区间工资差异。法律制度改革包括建立适应的法律体系，明确政府职责和法治程序。

简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重大的变化和调整,各类社会组织、单位的功能面临新的分化和合理定位.

简介：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中国1986—2006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之间不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且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正面的，而是负面的，即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这意味着，要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能仅仅依赖跨国公司。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研发能力，走自主创新之路，才能获得核心技术。

简介：摘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已经收官，中国公司治理环境逐步完善，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为解决上述问题，国企改革深化行动要求充分释放公司治理制度红利，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实现公司治理“形神兼备”的转型，推动公司治理改革纵深突破。笔者通过研究公司治理演进与发展的脉络，结合所在企业全面深化改革公司治理提升成果，提出治理现代化、股权多元化、运营透明化、创新常态化和经营国际化等转型路径，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

简介：以鲜明的财富规则辅导着封闭已久的中国企业．以巨大的经济能量激活长期沉闷的中国市场，以先进的制度元素再造中国经济机制……跨国公司带给中国的似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然而，当一起起商业贿赂丑闻被无情地抖落出来后．这些头顶耀眼光环的庞然大物开始黯然失色。

简介：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是跨国公司服务东道国市场的两大主要方式，然而就美国跨国公司而言，与其服务大多数东道国的方式不同，其服务中国市场时主要以出口贸易为主。为此，我们以异质性贸易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跨国公司方式选择的理论基础和美国跨国公司和中国作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并借助多个国家的制造业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试图解释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的经济行为。研究表明，美国服务中国市场的方式主要以混合型直接投资为主，这是美国跨国公司更偏爱出口贸易的主要原因。此外，本文还发现，运输成本越大、生产率异质性越大和工厂水平固定成本越小，跨国公司就会更加偏爱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贸易。

简介：在9·11事件以前，美国很多跨国公司，比如石油企业已经非常注重自己海外员工的安全。但很多小型或者中型企业，除非自己的员工在海外面临的恐怖袭击、绑架等危险非常明显，否则都没有关注到这个话题。

简介：公共支出总量反映着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模与深度，体现了政府的成本支出。但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体现在结构关系上。作者对中国1978—2004年间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为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从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及其他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为正，行政管理支出结构产出弹性为负。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当前在提高公共支出总水平的同时，应注意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

简介：在社会交往中，个人的行为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承诺所限制。与标准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完全自私自利”的参与者的行为相反。这些承诺有时会使人们暂时放弃对个人利益无休止的追逐。承诺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在一个需要两个参与者进行合作的场合，当一个参与者确保自己会采取合作时。另一个参与者也会答应采取同样行动(Sen，1969，1974)。当合作需要在超过两个参与者之间(n>2)进行时，一个参与者会答应合作只要另外一个。另外两个……或所有其他(n-1)个参与者答应合作。最终，一参与者可能会答应单方的无条件合作。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人民公社(1958—1978)内部集体成员承诺的不同形式。由于成员承诺结构的多样性，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合作结果并且实际上也观察到了这些结果。这种对公社内部合作问题性质的解释与仅仅只承认个人利益是集体成员选择努力水平的惟一决定因素的另外两个模型(Lin，1990，1993；Dong和Dow，1993)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简介：本文考察了东道国的制度对跨国企业子公司融资的影响。我们首先通过一个实物期权模型,构建了制度影响子公司融资规模的微观基础,并且使用中国跨国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考察。我们发现,东道国制度本身以及它与母国制度的距离都会对子公司融资规模产生重要影响:制度越好,制度距离越小,子公司融资规模越大。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制度因素对子公司融资规模的影响机制,发现制度会通过一些与子公司相关的经营特征和东道国的政府政策影响企业的融资规模。本研究对中国跨国企业的海外融资和经营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