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经过对相关国家财政分权实践的考察，可以概括出财政分权的制度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对称型和非对称型。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复杂化的现实背景下，两种制度模式存在融合趋势。基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国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应该选择非对称型作为未来财政分权的制度模式。

简介：<正>近百年来,中国人由于深受专制、集权主义之害,总不乏对传统猛烈抨击的勇士。但是,比抨击更为重要的是探索变革传统的现实途径,走出困境。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艰难、停滞不前,症结在哪里?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彻底解放思想,跳出原有体制的框

简介：公司权力如何在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分配是公司法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股东优位主义和董事会优位主义的脉络下,我国学者多认为中国公司法偏向前者,而后者为世界潮流。然而,比较法上的观察表明：各国并无一定之规,我国法亦有另外解释的可能。因此,公司分权的道路选择不应以一国一地的做法为圭臬,而应诉诸功能进路和经济分析。基于交易成本节省的原则,不同类型的公司权力应在充分考量具体情势的前提下,在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妥当分配,最终令股东会和董事会各自享有独立且对等的权力,并通过合作共同促进公司治理的提升,这就是股东会和董事会＂同等主义＂的意义所在。

简介：中国刑法解释活动垄断于特定国家机构而形成科层化、集权化体制;域外法治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刑法解释则垄断于各级法官而具有分权制衡性的特点。集权化刑法解释体制不仅不能达成统一刑法适用之目的,反而暗含反法治的风险。集权化下适度分权的刑法解释机制是较为妥当与可行的路径选择。

简介：

简介：体外早期人类胚胎兼有准物质与准主体的双重法律属性，应当受到特殊的尊重与保护。精子供体、卵子供体、体外早期人类胚胎（体外受精卵）的夫妇分别是精子、卵子及受精卵的所有权人，拥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包括处分权。IVF医疗机构和精子卵子及早期人类胚胎的供体之间就精卵及胚胎的保存行为是保管合同关系，IVF医疗机构不享有对精子卵子及早期人类胚胎的所有权及处分权。将体外早期人类胚胎转让给其他不孕夫妇的行为应定性为无偿捐献，而非买卖行为。当夫妻拒绝或怠于对剩余胚胎的处分达成合意并通知医疗机构时，医疗机构有义务在法定期限内为当事人夫妻保存剩余胚胎；但超过法定期限的，医疗机构有权根据科学、合理、必要的原则行使处分权。供体事前签署的处分体外早期人类胚胎协议原则上具有法律拘束力，除非有显失公平可撤销的情形。我国立法机关应专门制定一部《早期人类胚胎法》。

简介：在过去的30多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存在通过中央分权地方政府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潮流。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变得日益重要,其内容包括梳理分权的概念与类型,探究分权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及其思想根源,以及评析分权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方法论问题。研究发现,尽管分权改革得到了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与许多学者的支持,但目前对于分权能否真正通过引入地方竞争机制来保护市场并推动经济的长久发展并无定论。包括＂市场保护型联邦制＂在内的诸多分权理论普遍存在对市场建设的制度环境进行过度假设的问题,如此分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被或多或少地扭曲了。

简介：<正>判决是诉讼程序运行终了的标志,因为它看起来更象一种已经被过程确定了结果的事实状态,因而关于它的讨论多集中在对它的分类,意义和它的各种效力方面探讨,针对目前我国关于判决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文试图从判决的法学理论背景寻求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判决实体内容和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关系问题作初步的探讨。判决的“实体内容”在本文所指为:通过判决所确定的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则是指当事人享有的对自己的实体权利以及程序权利的自由处分的权利。针对目前我国法院民事判决中普遍存在的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之外的事项作出判断的现象,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

简介：对央地财政分权中的权力配置及其限度,特别是中央财政权力合理限制,应作宪法考察。通过“选择构筑”视角,可以更好地展示中国当前财政分权体制的特征,即中央财政权力的过分强大和地方自主性的缺失。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为基础的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目的、力度和方式等产生实质性影响,造成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扭曲,也间接导致中央政府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地方政府难以设定本地财政政策目标和公共服务面临质量压力。“选择构筑”视角帮助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应根据宪法平衡央地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限制和约束,这对央地财政分权的进一步改革也有指导意义。当下的央地财政分权改革,应明确全国人大、地方人大在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申请、实施和验收阶段的参与和监督,同时也应由司法机关来介入和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权的相关冲突。

简介：调解或者判决作为司法产品存在供求平衡问题，在宏观层面，调解、判决供给过量或不足，将扭曲司法资源的配置，导致司法无能或者司法失效；在微观层面，法官提供的司法产品不能满足当事人的效用，则或者走向强制调解，削弱其正当性基础，或者案结事未了，申诉上访不断。本文因此尝试在博弈论视角下探讨判调结合的纳什均衡状态及其形成条件。

简介：禁止就业歧视的＂人本＂价值在于：实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护人格尊严、实现正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实现社会和谐。我国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较好地体现了＂人本＂精神,但也有一些不足,应当加以完善。

简介：从政治哲学视角来看,私人自治具有个人性与消极性,即为一种个人自由与消极自由,而非集体自由与积极自由。私人自治的原则化实系国家向私人让渡部分立法权,使私人分享立法权,成为立法者,得藉其自主的立法行为创设规律私人关系的规范;国家虽然也要控制私人立法质量,但法定的控制规范较为形式与空洞,私人的立法意志而非国家意志才具有至尊地位。这同时也说明是私人意志而非国家意志才是法律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根源。为保障私人自治计,私法中公权力的运作应保持谦抑性,这一品性对民事立法者与司法者提出了多诉诸合意机制而少运用强制工具、慎重设立强制性规范、不以分配正义为念、审慎适用不确定概念或概括条款、对强制性规范奉行严格解释规则、将私法强制性规范区分为权限规范与行为规范、重视司法形式主义的价值等要求。

简介：<正>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是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他在继承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传统的基础上,主张用新的政治理论来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世界。本文试图从民主、平等与自由的关系角度来评述托克维尔的民主自由理论。

简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我国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具有深刻的法治意蕴，是法治限权与赋权精神的体现。本文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角度探讨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政府简政放权、市场主体的权利保障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与贡献问题。同时，对于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全国化模式的路径机制提出了建议。

简介：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兴起与一个人的出现有关，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他先后出版三部巨作，即1803年出版的（《占有权》，1815--1831年推出的6卷本（（中世纪罗马法史》和1840--1849年出版的8卷本（《当代罗马法体系》。《占有权》被誉为“德意志学说汇纂学中的经典教义学专题论著之典范”，《中世纪罗马法史》真正第一次开创了“法律史的现代学科”，《当代罗马法体系》乃一部划时代的民法著作。正是因为这些著作的出版，萨维尼跻身于德国“经典作家”之列，被蒂堡称为“我们的第一流民法学家”。

简介：中国国际法学的双维主流化要求中国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界和全球国际法学界两个系统中进入主流视野。这是基于中国国际地位与学术进步的历史进程,基于国际法学当前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而确立的新时代发展目标。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际法研究领域有很大扩展,研究成果数量显著增加,研究课题不断迈向前沿,研究水准逐渐提升,在很多领域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法学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值得认真审视和反思,特别需要从理论争点和实践困境入手,得出真正具有洞见价值的解释和具有指引意义的建议和方案。国际法学双维主流化的提升路径应当提纲挈领、突破要点。其中,人的因素核心在于倡导敬业精神;研讨论题的关键在于坚守实事求是,研究方法的要点注重实证分析。同时,也必须强调国际法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与观念充分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前沿有效配合、良性互动。由此在中国法学界和全球国际法学界书写国际法的中国范式。

简介：优先股就是一种风险小于普通股，而收益大于普通债券的工具，它具有自身的特性，是在公司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应现实的需求而产生的。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在优先股方面没有细致的规定，对优先股应用产生了约束作用。公司法等法律中应该规定优先股的内容，促进这个工具的使用。

简介：特殊利益集团是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产物，是践行宪政、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规范特殊利益集团已成朝野共识。为此，既需要准确定位特殊利益集团、分析不同特殊利益集团的运行机理，还需要对国外治理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功经验进行梳理与借鉴。从而以有效治理举措来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实现利益均衡与社会和谐。

简介：<正>德国著名的法学家、社会学家赫尔曼·坎托罗维茨(HerrmannKantorowicz)1877年11月18日生于波森。他在柏林的路易森预科学校毕业后,又在柏林、日内瓦和慕尼黑学习法律。1904年他在海德尔堡大学发表了一篇刑法史论文,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7年—1913年他在弗赖堡大学讲授刑法、法哲学和法律史。1923年他被任命为法

简介：案例指导制度是既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判例，也不同于普通法系中判例法的一项新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和现行司法体制基础上所进行的一项接近正义、寻求和谐的制度创新。一方面，案例指导制度能够解决因制定法自身缺陷与不足所造成的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确保司法平等，实现形式正义。另一方面，案例指导制度有助于实现法律调整机制结构的合理化，即实现硬性约束和软性约束的有机结合，进而形成对社会牛活有效回应的弹性法律调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