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温北炎副所长应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邀请,以“国际访问者”身份,于今年6月23日至7月22日到美国各地作学术考察访问,受到美国东南亚研究学术机构同行的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温北炎访美历时30天,参观访问了4大城市3个州:华盛顿、纽约、密执安州、伊利

简介：近年来，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东海问题等，磨擦与争议不断。学者们称中日关系“政冷经热”或“政冷经凉”者有之，称中日关系“恶化”者也有之。如何评估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根源与症结何在？中日关系如何走出困境？这些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不但事涉中日两国，也事关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有鉴于此，《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2006年3月23日举办了“当前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战略”研讨会，邀请在京十多位国际问题及日本问题专家就中日关系现状、前景与症结及中国对日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现将会议主要观点辑录刊发，以飨读者。

简介：近五年来,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既有缓和,也有紧张的局面.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不惹事,也不怕事”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理论.中印双方通过高层互访、经济合作、外交和谈、军事沟通、民间交流等形式深化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的危机管控机制.中国政府在应对“帐篷对峙”、“藏南演说”、“中国入侵论”等危机事件中较好地管控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危机,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

简介：一、中国疫情形势及挑战（一）艾滋病。中国1985年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截至2007年7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214300例，其中，艾滋病病人56758例，死亡18246人。疫情评估显示．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65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7.5万人。三种传播途径并存，

简介：白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之后成为独立国家以来,在继承和改组原苏联时期遗留在其国内的边防武装力量的基础上,陆续与周边国家签订了有关边界的条约,划定了与邻国的边界。为贯彻落实《白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切实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应对边境地区出现的威胁国家与边界安全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白俄罗斯政府通过适时分析国家边境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态势,通过改组和加强边防机构体系,制定和颁布有关边界和边防部队法律,加强边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边界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有力地维护了本国的边境安全利益。

简介：机制外霸权的规则执行会引发潜在的冲突,而美国航行自由项目的军事行动宣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却不引发冲突,行动层面的自约束是降低冲突爆发可能的主要因素。沉没成本与文化内化使得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宣示形成了长期化的自维持,而常态化与长期化的航行自由项目可能为美国带来议程设置权,这一情形既有可能继续约束冲突的发生.也会侵蚀沿岸国的权益。

简介：南海争端涉及六国七方，美国本不属于该区域争端国，但作为域外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由最初的“消极中立”、“积极中立”到如今的“积极干预”，由“离岸制衡”逐渐向“危机管控”过渡，参与力度明显增强。但鉴于中国在南海区域的客观存在及中美在相关领域合作的需要，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较为克制，现阶段美国的南海政策已发生变化，其走向将会成为今后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重点。

简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简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