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6年,我国著名价值哲学家王玉樑先生出版了一本代表作：《21世纪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在该书中,王先生通过对一百多年来中外价值哲学发展轨迹的理性审视和解读,揭示了当代西方价值哲学崇拜自发性的局限,提出了走出价值哲学研究困境的期盼——从自发到自觉。

简介：许多人认为共识就是归纳，其实不然。归纳是指用推理或实验来证实的几个特性间的关系。这关系应该是确定不变的。如果一个事件的二次归纳有不同的结论，这不是归纳本身的错误，而很可能是由于推理的错误或实验的不准确。至于共识，则是指一件事物对一群人相当集中的假设效用。如果这事物对这群人的效用可以量化，共识可以界定为这群人所能获得的假设效用之平均值。但如果这群人所获得的效用价值是分散的，那么就没有共识了。因此，有共识与无共识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个模糊的共识，可确定为一个数值，称为价值。共识的模糊性，从共识延伸到了价值。价值本身并不一个客体，并不存有，必须依赖一个作为载体的客体之存有而存在。根据主观主义的价值论，我们或可称价值为准客观的。

简介：哲学与游戏看似毫不相干,两者却蕴藏着概念关系。首先,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可以发现游戏与哲学之间诸多相似处。其次,借助休茨关于游戏的定义,也能将哲学归类为游戏。但将哲学视为游戏会面临诸多挑战。游戏中的目的是微末的,而非取效的。但哲学应有一定的实践意蕴。这也就构成了价值难题。即便面临这个难题,仍有诸多方式可以关联游戏与哲学。

简介：价值相对主义否认普遍价值和价值一般,只讲价值的相对性、随意性和主观性,其实质是价值虚无主义。从西方哲学史来看,探讨普遍定义的方法,始于苏格拉底,也是柏拉图“相”论的来源。苏格拉底的探索并非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不可知论的,而是由怀疑开始而终于确定。

简介：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冲突、价值冲突”的讨论是一个热点问题。价值认知、认同与选择的困惑是当今世界遍布“道德困惑”的时代难题,也是新时代的老问题。从人类历史来看,新的时代和大国崛起呼唤引领世界未来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当今时代走出价值独断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两极”困窘的中国方案。在价值取向上人类生存发展的至上性、在价值主体上的多主体性、在价值目标上的超越性、在价值结构关系上的利益相关性、在价值取向上的未来发展性、在价值构建上的自觉自愿性、在价值行为主体上的宽容性、在价值主体行为上的交流互鉴性以及在人类共性问题治理上的相互协调性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价值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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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日常生活批判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总趋势总问题之一。亨利·列斐伏尔是此思想转向的重要推动者及其代表人物之一。但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与众多的现象学家、生命哲学家以及存在主义者的学院派生活哲学研究有所不同,他始终坚持用辩证法研究批判现代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现实问题,这也是我们研究其思想的最重要原因。他在其漫长一生的不同阶段,分别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日常生活的辩证批判视角。其前期基于一种总体性辩证法立场而提出了瞬间性日常生活革命想象,后期则明显站在消解总体性的立场上,而分别提出了差异性的都市生活空间生产辩证法与身体化的生活节奏分析哲学。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从总体性革命想象向差异性的空间—节奏分析之视角转换过程,一方面表明了西方激进左派所面临的现实理论困境,但另一方面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研究重大社会生活问题中的强大优势与持久生命力。他的日常生活革命、空间的生产与节奏分析三个视角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生活哲学研究中广为采纳与运用的理论方法模型。

简介：跨文化交流被理解为在跨文化语境中交谈与清楚表达的能力。它所指的情形是，说话者与倾听者虽然没有共同话语体系，但会有相互交往和理解空间去交谈或倾听。因此，跨文化交流就是在这些情况下使交流得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简介：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这对关于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依赖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才能说明：（1）因果事件等非规范性存在如何能进入规范性理解的视域；（2）隐性规则如何既能前反思性地引导行动者，又能具备清晰阐释的可能性；（3）规范性解释的有效性如何既是客观的．又是在交往实践中可修正的；因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才能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构建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

简介：正在举行的上海世博会有24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其中包括来自五大洲的180多个国家。这么多国家的人们汇聚在浦江两岸，不仅将展现他们各自现实和理想中的“城市”，而且将表达他们对“让生活更美好”的理解。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