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3年7月27—28日,“蒯因、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文新苑举行。在一次国际性的哲学调查中,蒯因(W.V.Quine,1908--2000)位居过去200年间最重要哲学家的第五位。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40余名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侧面对蒯因哲学做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涉及蒯因的认识论、形而上学、语言哲学、逻辑学和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心灵哲学等方面的议题,也涉及了如何利用分析哲学资源去改善和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所有报告和讨论用英语进行,未设翻译。
简介:当代物理学把库仑定律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石之一。18世纪80年代,作为工程师和自然哲学家的库仑用他的扭秤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为一条自然科学定律提供了经验证据。其后,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们重复了这个实验,但发现几乎不可能得到可靠的实验结果作为证据来证明这条平方反比律。为什么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这个实验可以作为证据?在对该事件证据语境的进一步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在证据概念和有能力提供证据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历史关联。在为需证明的事实提供必要的证据语境方面,库仑在其实验中用到的扭秤装置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实验工具起到了一种传导宏观的法国启蒙理性文化的作用。
简介:在唐代,儒、释、道三家并行于世,“隋唐佛学”固然是该时期思想的突出特征,但在真正经世致用的政治哲学中,中国的传统经学还是处于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周易正义》是《五经正义》之一,在唐代易学史、经学史乃至哲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周易正义》既“以辅嗣为本”,又“以仲尼为宗”,从而呈现出融合儒、道两家思想的学术倾向;就易学本身而言,其在注经方式上又表现出象数、义理并重的特点;从本体的角度来考察,则体现出“贵无但不贱有”、“崇本但不息末”的哲学倾向。这种自觉地“纠偏”倾向和兼收并蓄的做法既是唐代大一统文化的缩影,又反过来强化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理念。
简介: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自在自发的无意识形式,是一定时期内一定社会集体所具有却又未曾主动发觉的非理性意识,它具有客观性、潜在性、非理性和整体性特征。心理学家荣格将集体无意识的产生根源归于原始人类社会中的"原型",这种理论虽然有僵化封闭的神秘主义倾向,但也揭示出了集体无意识现象的历史根源。此外,集体成员的认同感、从众性、感染、暗示作用以及责任模糊心理又构成了集体无意识得以出现的现实机制,由此可见,集体无意识虽然与理性相悖,但是究其起源和产生机制来说,它的出现又有必然性和规律性。集体无意识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能够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我们应在唯物史观视野下考察集体无意识并通过对社会历史规律和集体无意识发生机制的合理利用避免其对社会发展造成阻碍。
简介:康德在论及纯粹理性的法规时,提到了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和"最后目的",但未给出明确的界定。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康德此处论及的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并不在于人的德行(德性)与幸福,而在于推出意志的自由、灵魂的不朽与上帝的存在;与此密切相关,理性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也并不在于人的德福相称或统一("圆善"意义上的至善),而在于由人的意志颁布无条件地有效的道德法则或命令。康德指出,意志自由这一"最高目的"确保了人的理性能够为意志颁布道德法则,换言之,意志自由是道德法则的直接的"存在根据";灵魂不朽这个"最高目的"担保人的行为能够自觉遵守道德法则的要求(出于对法则的义务而展开行动,做自己应该做的、不是配不上幸福的事情);上帝存在这个"最高目的"则担保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后能够享受到配得上德行的幸福,即给人的德行(作为原因)以幸福的结果。"最后目的"则是为人的实践提供普遍的道德法则。
简介: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决定着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不可能使国家很快地走向消亡,权力的两面性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则还有发展市场经济的两难,这就更加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引领和规范作用。今天更需要担心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即我们能不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来统领全局,能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能不能在权力和资本面前坚守自己的信仰与操守。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突出地体现在包容性上。现在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引导不力的问题,这种引导根本上应当是实际利益上的引导,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安排。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意识形态的引领还必须十分注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