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亚地区作为中国西部的主要邻区,对中国西北长治久安、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繁荣稳定日趋重要。冷战后,中亚地区由于民族、宗教和大国博弈等原因,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各种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不断出现。对中国而言,如何充分演绎好中亚各国可靠战略伙伴的角色,有效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因素的挑战,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地区稳定与发展应尽的历史职责,也是为赢得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而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需要。
简介:2015年是人类空前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二战的破坏可谓空前,但其是否绝后,却还有待观察与思考。正如我们可以把战争分为“热战”与“冷战”一样,和平同样也可分为“冷和平”(假和平)与“真和平”。“冷和平”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国际关系状态,“冷和平”容易给人以和平的假象,以为和平就是必然的,战争离我们很远,从而使得某些中小国家容易“任性”,大国容易缺乏包容,低端政治问题容易“越位”,这反而容易酿成真正的大危机与大危险。近期西方战略学者发出的“基辛格之忧”与“哈斯之问”也反映了对“冷和平”的忧虑。国际社会如果对“冷和平”状态认识不够、处置不当,则有可能导致国际战争的再现与和平的终结。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结合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大国博弈的背景,对国际安全与战争问题做战略思考,可以发现:从历史维度来看,人们对国际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现实维度来看,当前中小国家“任性”乱为,大国博弈暗流涌动,“冷和平”状态令人担忧;从未来维度来看,中关关系与中日关系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大国关系因素,也是中国对国际战争问题进行战略思考与未来展望时所无法回避的。中国要妥善谨慎地处理好中关关系与中日关系,未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将会成为遏制国际战争的重要力量。
简介:对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而言,互联网安全已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重要议题,但该领域国际共识和国际规则严重缺失,这与持续加剧的互联网安全威胁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中国,互联网治理日益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政策焦点,同时也是参与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构互联网国际规则的话语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但目前中国对该领域话语策略的学术与政策研究仍严重缺失。当前,对互联网国际规则之制度理念的应然性研究仍显不足,关于中国在该领域对外传播话语策略的探讨更是近乎空白。互联网国际规则的缺失本质上源于互联网信息自由带来的收益与政府信息管控对此种收益的限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日益严峻的互联网安全形势正逐渐打破互联网信息自由与政府信息管控之间原有的平衡,加之全球化趋势将世界各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领域国际规则的建构开始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鉴于传播话语在规则建构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公共安全为切入点赢得国际共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话语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就成为中国政策制定机构和宣传机构在通过对外传播推进互联网国际规则建构时应采取的话语策略。
简介:大致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以来,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相对于之前的泛突厥主义进程(1991年至2005年间),类似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其实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与此前相比,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加频繁,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也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政治优势,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一文化的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
简介:“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在南海面临的安全形势相比之前发生了极大转变,如美国、越南等国家均因该案而对其原有立场进行了调整。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远洋活动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海洋发展利益已经突破领海、专属经济区等近海区域,不断向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领域延伸,例如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执行协定》谈判与国际海底区域勘探活动等,因而海洋安全利益的范围亦相应随之拓展。在全球现代海洋安全问题的范畴之内,“新安全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中国当前海洋安全形势下的需求具有极强针对性。而在海洋法规则中,海洋保护区制度无论在特征、目标还是功能方面,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该制度适用与否的问题,对中国维护海洋安全利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而,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全球海洋划分为多块不同性质的海域,导致该项制度在不同位置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同样有所区别,所以即便决定选择适用时,亦不能完全一概而论,应当始终坚持在不同时空维度下的灵活运用。
简介: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简介:中国-东盟关系经历25年的正式交往,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取得巨大的经贸成就,但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和尚未实现的战略诉求。近年来随着双方的实力差距不断加大和受域外国家介入的南海争端干扰,中国-东盟关系在高端政治领域的发展滞缓,东盟对中国的安全疑虑不断增强。本文以包容理论分析中国-东盟关系中东盟“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二元关系格局的形成原因,依据国际关系中既有权力对崛起权力的一般包容规律解释中国为何在经济领域获得东盟的积极包容.在安全领域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包容进展。以包容理论中物理能力、身份认知、目标行为体的内部决策机制维度解释促进中国-东盟经济包容的原因和双方历史纠纷、地缘基础、南海争端等变量对安全包容的负面影响,认为中国因改革开放后准确把握时机、审慎推动合作的低姿态获得东盟在经济领域的包容与信任,但随实力增长而趋于激进的行为使东盟加深中国进攻性意象的认知,加之域外国家介入、亚太地缘政治风险,要求中国应在追求大国权力地位的全包容进程中继续坚持战略审慎的心态与行为。
简介:在非洲和平进程中,妇女成为实现和平的非暴力力量,女性在建设和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自身的安全。梳理布隆迪和利比里亚两国内战对妇女的影响、妇女在结束内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战后重建中妇女的角色与面临的挑战,可以发现,布隆迪和利比里亚妇女既是两国内战的主要受害者,也是当地实现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决定性力量:布隆迪妇女发展存在“社会性别主流化已成为现实”和“社会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巨大差距;利比里亚则仍然处于由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期,精英女性参与决策与妇女低代表性并存;发展问题是两国和两国妇女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发展主流至关重要。
简介:一些国家在由非民主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往往遭遇各种暴力与冲突。由于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新政府的信誉与合法性因此受到质疑,从而损害了民主转型的前景。阿富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特别是2009年的总统大选表明,恶劣的安全状况已经影响到民主的运作和信誉,这体现了一个困扰许多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的困境:没有人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民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在一种失序、动荡的过渡期中反复纠缠,民众的不安全与无效的政府成为一对相互催生的恶瘤。西方的武力干预容易推翻一个旧政权却很难塑造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权,其造成的权力真空加剧了人的安全与民主转型之间的紧张。民主的价值不容否定,但民主应该在一个稳定的安全基础上去构建,无视人的安全去追求民主,可能反过来有损于真正的民主进程。人的安全视角表明:安全在价值序位上是高于民主的,也是民主生成的前提性条件;有一个能够保证人的安全的有效政府,是国家顺利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