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截止至2020年2月29日,全国已派出4.2万人的医疗力量至抗疫前线进行救治。医疗队主要包括呼吸、感染、重症、护理等方面的医务人员。在抗击病毒的第一线,同样也活跃着外科同道的身影,外科医护工作者大多需具有扎实的内科治疗基础、重症监护经验,了解呼吸、循环、消化等全身多脏器的支持与治疗;具有丰富的多学科协作模式(MDT)经验,与其他学科合作,对复杂COVID-19患者进行讨论分析,制定精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自身的专业知识、技能过硬,能够及时会诊和处理COVID-19患者合并的外科疾病;并且在日常工作中养成的无菌观念与操作规范,使外科医生更加适应感染病区工作环境。本文结合援鄂救援队外科医生参与抗疫工作体会和相关文献进行总结,旨在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期间的广大医务工作者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简介:摘要目的识别地铁施工期间存在粉尘的工艺节点及粉尘的种类,并进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分析关键控制点,为职业卫生管理提供技术依据。方法于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选择南昌市在建地铁施工现场,采用现场职业卫生调查法对地铁施工各周期进行调查,并运用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对粉尘危害程度进行评估,比较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风险评估方法(ICMM法)、澳大利亚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评估方法(UQ法)和罗马尼亚职业事故和职业病风险评估方法(MLSP法)评估结果的一致性。结果作业现场的粉尘存在于施工周期的多个节点,作业人员同时接触多种粉尘,混凝土工等工种为关键控制岗位。与ICMM法评估后的风险水平比较,UQ法和MLSP法评估后的风险水平更低。结论三种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均适合地铁施工期间粉尘职业健康风险评估,UQ法对建筑施工行业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简介:摘要目的调查130名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一线医务人员焦虑抑郁状况,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为对其进行有效心理干预提供客观依据。方法通过微信工作群在线发放电子调查问卷,包括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7)和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s, PHQ-9)以及简易自制问卷(包括8个与焦虑抑郁相关的因素)对浙江省援助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的一线医务人员进行心理测评,并分析影响一线医务人员焦虑抑郁的相关因素。不同人口学特征变量下的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的差异性比较采用χ²检验,焦虑抑郁症状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共收回调查问卷130份,回收率为86.7%(130/150)。共48人存在焦虑抑郁症状(36.9%,48/130),41人存在焦虑症状(31.8%,41/130),36人存在抑郁症状(27.7%,36/130)。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职业、职称、来源科室、参加抗击疫情时间的医务人员焦虑症状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职称、科室、参加抗击疫情时间的医务人员抑郁症状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不同学历医务人员之间抑郁症状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220,P=0.034)。疾病因素、工作因素、时间因素、安全因素在有无焦虑症状医务人员和有无抑郁症状医务人员中所占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管理因素在有焦虑症状医务人员和无焦虑症状医务人员中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3.578,P<0.01)。其他因素在无焦虑症状医务人员中的比例高于有焦虑症状医务人员(χ²=6.229,P=0.012)。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分值与疾病因素、工作因素、时间因素、安全因素、管理因素均呈正相关,而与其他因素呈负相关(r=-0.287,P<0.05)。结论抗新冠肺炎一线医务人员存在焦虑抑郁症状,疫情相关因素对其有明显影响,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心理干预。
简介:摘要目的探索地铁员工睡眠障碍现况,分析付出回报失衡(ERI)型职业应激对其睡眠状况的影响效应。方法采取整群抽样方法,于2015年1月抽取广州市地铁司机、调度员与站务员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1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12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7%。采用ERI问卷和自我管理睡眠问卷收集地铁员工一般人口学特征、生活满意度、职业应激和睡眠状况等资料。采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录入,SPSS 19.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共调查地铁员工1 124人,平均年龄为(28±5)岁,工龄为(4.5±3.6)年;ERI型职业应激者比例为24.7%(278/1 124);睡眠障碍474人(42.2%)。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婚姻、教育水平、工作岗位、生活满意度及ERI职业应激对地铁员工睡眠状况的影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控制年龄等变量后,较高工作付出(校正OR=2.56,95%CI:1.79~3.68)、较低工作回报(校正OR=1.90,95%CI:1.34~2.68)及ERI(校正OR=2.33,95% CI:1.69~3.22)地铁员工的睡眠障碍发生风险均明显增加。在引入调节变量内在投入后,ERI(校正OR=2.89,95%CI:1.80~4.64)和内在高投入(校正OR=4.64,95%CI:2.81~7.68)均可独立增加地铁员工睡眠障碍发生风险。结论广州市地铁员工总体睡眠障碍不容忽视,ERI型职业应激及内在高投入可能影响地铁员工睡眠障碍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