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解构理论到底是如何生成的?至今学界仍争论不断。文章以现代西方四大哲学思潮(现象学、分析哲学、形式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冲突与融汇为思想史背景,紧密地追踪了德里达在这四大哲学思潮中穿梭往来的思想轨迹,最终揭示了解构理论的生成秘密。这一秘密即解构所遭遇的两次逆转——第一次逆转是在现象学批判中所实现的从“纯粹逻辑的语法”到“纯粹语法的逻辑”的转换,第二次逆转是在介入批判理论的过程中经由批判理论的批判所导致和实现的解构理论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上述分析不仅在一般理论的意义上揭示了思想史所具有的交互去蔽、差异错置的发生学机制,而且为回应、批判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论”的意识形态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
简介:<正>1985年到1990年,我国相继出版了至少四部汉语现代风格学的专著:程祥徽《语言风格初探》(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张德明《语言风格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郑远汉《言语风格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黎运汉《汉语风格初探》(商务印书馆,1990)。程著构建了汉语现代风格学的框架,黎、郑、张著受了许多影响或者还受了程著所受影响的影响。当然程著也是接受了前人的许多研究成果,但是同传统的汉语风格研究有了质的分界。所以,这四部专著都具有新的面貌,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程著的有些见解和方法,黎、郑、张著还没有充分
简介:“NP+好+V/A”是近代汉语产生的一个对NP特征进行主观甚度凸显的构式家族,其源构式是先秦时期就产生的“NP+好+NP”结构,构式“NP+好+NP”由于类推扩展而产生构式“NP非受事+好+V(O)”,构式“NP非受事+好+V(O)”又可以扩展为“NP受事+好+V”,这一扩展过程不但可以从构式产生的历史顺序和语义演变逻辑得到证明,还可以从构件“好+V”的词汇化过程得到证明。“NP受事+好+V”又可进一步扩展为构式“NP+好+A”,“好”也因其后的尾焦点由动词扩展到形容词而从一个具有主观甚度评判意义的形容词演变成一个具有主观评判性的程度副词。
简介:“多”在数量结构中的分布和语义解释受到量词、数词、名词的性质以及“多”字结构所在的句法环境的影响.文章引入测量的视角,对这一系列看似错综复杂的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文章提出,“多”的使用条件具有双重性:1)只有具有内部结构性,即能够被“部分-整体”关系所定义的属性,才能成为“多”的语义作用对象;2)“多”不但要求其语义作用对象满足“部分-整体”关系的定义,并且测量所得到的结果也必须维持相应的“部分-整体”关系.这一单调性限制不但为深刻说明“多”的分布和语义解释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为汉语中可数与不可数名词、类别量词与其他量词等的分立提供了语义理据.
简介:量词域的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颇为关注的语言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些句子中的量词常常有宽域(widescope)和窄域(narrowscope)两种解读方式。自May(1977)后,与量词解读有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量词取窄域的问题。May认为造成这种解读的原因是量词下移(QuantifierLowering,QL)到从句的节点结果。Horn—stein(1995)基于最简方案中的拷贝理论(theCopyTheoryofMovement),认为量词在低层的拷贝能够被激活(activiated)从而决定了量词的辖域。Sauerland&Elbourne(2002)则指出,QL的解读是语音层面(PF)移位的结果。既然逻辑式(LF)移位不会对语音层面有任何影响,那么同样语音层面的移位也不会对逻辑式的解读产生影响,因此QL的解读是量词在PF层面的移位所造成的。虽然在PF层面量词先于主句谓词或其他相关成分,但在LF中仍然低于主句谓词或其他相关成分,得到窄域的解读方式。上述三种观点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对QL解读进行限制,似乎只要是提升结构(raisingconstruction)就应该有量词取窄域的解读。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也可能这种限制和QL无关,而是由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如Boeckx(2001)认为控制结构不允许量词下移。Hornstein(1995)认为只有限定性小句才允许域的换位。但是这些限制不符合语言事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量词下移现象呢?QL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就必须解释它为什么会被阻断;如果不存在,那么它为什么不存在,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不定成分(indefinites)看起来有这种解读呢?文章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论元移位。文章认为,论元移位并不留下语迹或拷贝,如果QL发生的话将会出现量词Q没有变量约束的情况,因此也不存在下层拷贝激活的问题。至于不定成分有两种不同解读,并不是由量词域的不同造
简介:意大利人多把本土食物视为民族认同最具有代表性的方面,这种感受有时会导向真实的爱国热情.然而,如果说意大利的美食图谱包含了诸多地区性的、地方性的成分,这些成分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某种单一的传统或为数不多的传统菜系,那么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对他们“自己”的美食的集体热情暗示了一种明确而有限的想象,而意大利面则是这种想象最典型的体现.意大利面何以成为,又是如何成为一个价值对象,使得主体(意大利人)如罗兰·巴尔特所说的那样,“爱上”他们国家?这一对象被赋予了什么价值?本文探讨了广告这一社会文化价值的镜像和催生器,对一些相关案例进行了符号学分析,旨在揭示出大众媒体及其话语是如何生产并加强了集体的热情和表现.
简介:任何语言学理论体系都不能缺少自己的理论基石——语源观(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如果一个新的语言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语源观,旧的语源观必然填补这个理论空白,并悄然成为它的理论基石,从而导致这个理论自身新理论与旧基石的深刻矛盾。索绪尔划时代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未能在20世纪真正确立,因为它的理论底层是隐藏极深的源自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预设。“词源”语源观预设必将导致源自轴心期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彻底清除“词源”语源观基石,建立超越轴心期的崭新语源观,实现符号价值系统观与语源观的统一,将成为21世纪语言学实现重大突破的突破口,也将开启语言学的再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