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已故学术前辈瞿同祖在法律史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其代表作首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后被翻译成英文,声誉远播海外。[1]该书无疑是法律史学术成果中的一颗璀璨明星,其研究结论"家族主义及阶级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2]被采纳为学界的一般通说;[3]有学者以瞿同祖在本书的基本观点为依归,秉承其思路继续向前推进。

简介：美国司法审查理论的知识脉络在经历了贝克尔的反多数斟境、伊里的程序主义等发展后，在20世纪晚期兴起了以保守主义法学家图施奈特为代表的批判性论。在此之外，诸如罗伯特·达尔、马丁·夏皮罗等政治学者进行的政治功能主义分析，从权力平衡、司法审杏的力铽与弱点、民主价值的实现等角度显示出明娩的政治现实主义趋向。

简介：《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首次规定了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免责规则。该规则包括四个构成要件,即救助人出于自愿实施救助行为、受助人处于紧急状态、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救助人的救助行为与受助人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且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当解释为仅限于救助人存在一般过失,若救助人存在重大过失则应承担侵权责任。救助人重大过失可以类型化为因救助不当违反注意义务的侵权责任与违反先行行为所产生的救助义务的不作为侵权责任。在救助人因其重大过失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若救助人造成的是受助人新的损害,则与原侵权人各自承担单独侵权责任,若救助人造成的是受助人损害的扩大,

简介：犯罪竞合处于定罪与量刑的交叉与冲突点上。德国犯罪竞合理论一方面严格遵循行为数即罪数的定罪规则，另一方面又必须贯彻禁止重复评价与全面评价的量刑原则。不真正法条竞合名为法条竞合，却行想象竞合之实，是罪数规则与量刑原则冲突妥协的产物。这导致了德国法条竞合理论内部的体系混乱，以及其与想象竞合之间界限的模糊。在继受德国犯罪竞合理论的过程中，在解决我国刑法所面临的特定竞合问题时，应当回归竞合的基本原则。只有从禁止重复评价与全面评价的量刑原则出发，才能正确理解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区分的必要性，才能正确处理罪量相关的中国式竞合问题。若两罪规定了不同性质与类型的定量要素，即便在定性要素上存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也应按照想象竞合的规则从一重处断。

简介：认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关系,需要探寻学科外的理论基石。分权理论明确了两种权力的不同属性和各自应恪守的界限。权力制约理论在肯定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前提下,表明两种制度的衔接目的在于形成良性竞争机制。诉权理论以诉权自治为视角,以保障基本权利为目的,强调了救济制度顺畅衔接的必要性。撤除行政终局裁决的藩篱,认可司法裁决的终局效力,既是司法最终裁决理论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

简介：劳动法上的所谓劳动者,乃是达到或符合法律规定的就业年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或限制行为能力,具备一定的智识或技能,有就业欲望并能够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与用工者依法订立用工契约,通过独立向用工者有偿出让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接受用工者的纪律和管理,参与到用工者指令要求或按照约定要求的内部生产协作过程中从事相关活动,以此与用工者形成人身隶属和管理关系,并由此按照约定获取相应的工资报酬的自然人。

简介：我国的司法改革在精英话语的主导下，忽视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最基本诉求。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呈现递减趋势及与之相对应的信访数量大幅攀升从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由于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民的现实承受力和司法的基本条件，导致审判方式改革后的司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为民所用。司法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加强实证研究，充分考虑国情，在中央的整体规划下合法进行，并且应该在判断改革目标、评价改革成果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意志。

简介：美国的产品责任法产生于本世纪初，在六十年代后得以迅速发展，形成了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由于美国在本世纪发展为世界上经济最强的国家，加上英美法系法官在制定和解释法律上有较大的权力，其产品责任法自产生之日起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对后来世界其他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法律建设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介：罪数理论是刑法中最为重要、最为疑难的理论问题之一，它所要解决的是犯罪行为被认定为一罪还是数罪以及如何科刑处罚。有关罪数理论，当前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刑法竞合理论（Konkurrenzlehre，也称犯罪竞合论）和日本罪数理论。

简介：一、绪论法律规范制定伊始,便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但由于文字的局限,条文本身并不能涵盖层出不穷的情形。法律条文规范化、抽象化的特点,使得法律在具体适用时离不开人们的解释,某种程度而言,法律的存在方式便在于解释。在中国传统法律对于律令解释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律学传统。相比于西方罗马法发展中,法学家学说对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大影响,〔1〕中国律学在长期的发展中,通过与司法的互动,对于司法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学术与实践互动的关系,对于了解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具有帮助,对于当下法律发展也有所裨益。

简介：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有行贿者主动行贿、国家工作人员是主要的受贿主体、涉案重额大、犯罪手段多样、群体性受贿等特点。其主要原国是法律规定不完整、打击不力、公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治理对策主要是完善规章制度和加大打击力度、接受有效监督。

简介：预算领域较为普遍存在的预算倒副现象、失衡现象和隐性腐败现象，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根源。但预算法制的不健全，导致预算编制运行机制为严谨、预算执行制约机制失控以及预算违法责任机制缺乏足够威慑力，是其根本所在。因此，预算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必须围绕此三环节来全面展开。

简介：行政信息公开是促进社会和谐、确保行政公正的前提．是制约权力、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条件。完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必须实现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化、扩大公开内容及范围．健全监督和评价体系、行政信息公开救济制度和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简介：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腐败犯罪也出现了跨国化的发展趋势。腐败犯罪的跨国化不仅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为我国腐败犯罪的司法控制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挑战。对我国而言，研究建立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是通过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根本举措，

简介：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伴随的是人们之间的纠纷日益增多,纠纷解决方法日益完善,在纠纷解决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必然要求助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从而产生了鉴定人制度。然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导致了纠纷所涉专业的多样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为纠纷解决困难的专业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而职业鉴定人专司鉴定工作不再从事原有的专业工作,其对新的知识和经验的掌握日渐落后。鉴定结论的本质在于其科学性,职业鉴定人随着从事鉴定工作时间的增加,越来越远离其先前从事的专业,从而造成了鉴定人的知识理论体系与鉴定所需的科学知识的偏离。另一方面,纠纷所涉及的科学知识领域越来越宽泛,职业鉴定人的知识结构不能全部涵盖,但是法庭求助的机会较少又不足以诱导产生新领域的职业鉴定人,从而造就了一批业余的鉴定人。解决职业鉴定人所面临的困境,一是构建一种职业鉴定人、兼职鉴定人、临时聘请鉴定人相结合的鉴定人制度。二是将职业鉴定主体打造为多元化功能集合体,集科学研究、教学培训、生产加工和法庭服务于一身;三是过渡期加强对现有司法鉴定主体培训。

简介：1987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率先确立"民告官"制度,揭开了公安法制建设新局面。实践证明《条例》基本可行。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民主与法制进程的不断迈进,公民的民主意识、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执法公正、程序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公布处罚依据、告知处罚理由、听取当事人的申辩

简介：尽管现行刑事立法不断补充对贿赂犯罪的惩处规定，但贿赂犯罪现象并未因此而减少，相反却有上升的趋势，特别是某些高层官员的贿赂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甚至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出现了一种前“腐”而又后继的怪圈。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了社会因素影响及犯罪者的贪利意识使然外，从刑事对策的角度反思之，当今刑事立法的某些缺陷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对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对策作粗浅探究。

简介：法（理）学成为法（理）学的重要标志和基本方式是对其自身研究对象、方法及其限度的自觉和反思,对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自觉和反思,构成了＂法理＂概念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意识,也是其重要理论意义所在。既有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式存在未能区分法理学与法学其他科目的研究对象、不当限缩法理学研究对象和混淆法理学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问题等缺陷。＂法理＂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广泛的论域、不同的层次和多重的维度,这使得＂法理＂具备了成为法理学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的理论基础,把＂法理＂界定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相较于既有理论模式具有更大的理论优势,有助于推进法理学成为真正的＂法理＂之学。

简介：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是常用的重要法律解释方法，但关于二者的本质与概念界定、思维机制与边界界分，尤其扩张解释与类推的区分，都是当前法律思维与方法研究领域的持久难题。本文以语义学的“概念分析”切入．通过重构概念的“内涵-外延”逻辑关系，以“类型推理”为法律方法展开的思维机制，全新界定了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的概念与意义择取界限、操作机制和基本准则，从而将两种法律方法予以彻底确定化、定型化和实用化；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准确界分的根本解决之道，并予以实例证明。这种致力于法律方法明晰化、确定化和操作化的努力，对于推进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学理研究，尤其对于司法实践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推进意义显著。

简介：刑法实践以犯罪为核心而展开,犯罪是引发共同体的道德评价并受国家刑罚回应的行为,因此需要对犯罪的价值本质和为什么国家要以刑罚加以回应的证成难题作出解释。从自然法的视角看,法律的道德基础在于共同善。法律通过设置一个制度性框架让社会成员可以追求和实现共同善,而刑法是以强制方式保护社会成员的共同善实践机制的特殊规范。刑法通过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反映了这些行为对共同善的不尊重。共同善的本质决定了国家将犯罪者驱离共同善之外是内在回应性的,这支持了刑罚报应主义的合理性,也能回应报应主义所面对的诸多传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