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盛唐时期，敦煌法华造像在敦煌法华信仰与法华思想的影响下，正处于从题材到布局的全方位探索创新时期。第46窟的佛教造像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第46窟充分采用了塑、绘结合的艺术手法，其中的佛教造像主要集中在法华龛、七佛龛及涅槃龛三大佛龛之内。从法华信仰以及修法实践的角度来看，礼拜七佛可以看作法华修法实践的一种“前行”方便，而了解大乘涅槃思想有助于深入领会《法华经》所说的诸法实相。本文认为，第46窟三个佛龛造像的布局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总体上呈现出比较浓郁的法华思想。

简介：2003年3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颁布实施五周年纪念日，唐山抗震纪念馆在市中心抗震纪念碑广场，组织了别开生面的宣传纪念活动。

简介：评估室内金属文物腐蚀情况的方法有金属挂片法、电量缩减法、石英晶体微天平法（QCM）、光学法、电阻测量法（ER）等,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其中电阻测量法的优点是可以在任何环境下测量;可以进行实时测量;电阻的变化与由于金属腐蚀产生的重量变化直接相关,不受其它因素干扰。

简介：

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

简介：11月21日下午，国家文物局党组中心组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学习讲座。局党组书记、局长单霁翔，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柏，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保华，局机关全体同志以及机关服务中心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

简介：本文首先就关于部分禅宗北宗人物传记中的失误之处进行举证,同时对禅宗初期的重要人物高僧法如,在禅史上的地位略作评价;再次就、两书不载法如或窜改法如弟子师承关系之失误进行评析.

简介：炳灵寺石窟藏传佛教壁画中保留着多幅印度成就师的画像。此文以其中的“道果法”祖师毗瓦巴为例，对石窟中6幅毗瓦巴图像在不同窟龛中的分布情况、宗师及其“道果法”于元明时期在炳灵寺的传播背景、以及在石窟中的功能特征做了尝试性探析。

简介：敦煌初唐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之附篇前、后，有两大段包括两个相同的“太史公曰”在内的重复之文，又，附篇增衍“曹叔振铎世家”一题。敦煌本此卷这两处重大文字错误，乃因附篇拼补入卷所造成。敦煌本《管蔡世家》中误重之文和增衍的附篇之题，后为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北宋景祜本《史记》相继沿存下来，而又有所变易。初唐盛唐至北宋这三个重要阶段有代表性的《史记》传本文本之同异，既显示出《史记》夹注本之传承有绪，又反映该本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特点。

简介：众所周知，喀什铸钱局从咸丰年（确切的铸期不详）开始铸钱至光绪末年，铸造红钱屈指可数，除咸丰年铸钱稀少难见外（其中当十钱稍多），同治朝未铸钱，光绪年所铸红钱较为多见。但比起“库车、阿克苏”二局光绪年间所铸红钱，以及二局为其代铸的钱币来说，喀局钱又显得很稀少。这足以说明，喀什噶尔局在使用浇铸钱方面并不成熟，也就是说，由于受原料以及铸工技术、钱局规模所制约，喀局的铸钱规模并不大。

简介：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J744《十二钱卜法》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P．T.1055与IOLTibJ744的缀合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吐蕃民族典籍的认识．而且为今后敦煌古藏文写卷缀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范例。为便于学界利用此件写本．将经过缀合和整理的相关释文予以公布，并作说明和校理。

简介：本文主要介绍微痕分析在我国的应用，以及笔者对参加石器微痕分析培训一研讨班进行模拟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未来应用等问题提出一些想法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