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除具有其他证据共有的功能,即司法办案人员借以查明案件事实,认定案件性质之外,还以其专门的、特殊的判断和认定方式,使初步具有证明作用的案件材料呈现出特有的证明力。司法实践中,由于办案人员认知方法、法律素质和对案件的理性思考等方面存在差异,对鉴定结论的认识、理解和最终评判、认定都是不同的。由于对鉴定结论所持的态度不同,案件的最终处断结果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司法实践所追求的判定结果的同一性、必然性由此会受到挑战。因此,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与认定,确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掌握在一定尺度范围内,实为提高办案质量、提升办案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优化诉讼环境、稳定诉讼秩序所必需。

简介：<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简称“行诉法”)之规定,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不仅是宪法原则的体现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能,而且也是保障“行诉法”正确贯彻实施的一项自我保护措施。何为行政诉讼法律监督之“外延”?即检察机关在何时、何阶段、何方面对行政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简介：调取手机通信记录已成为信息时代国内外侦查机关经常使用的一项侦查措施。由于手机通信记录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能将其等同于一般的业务记录而忽视对它的法律规制。借鉴美德等域外法治国家的相关理论，结合侦查实际，提出规制手机通信记录调取的层次理论，以实现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

简介：试论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不起诉丁维群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并将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新、旧刑事诉讼法）...

简介：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销赃犯罪在刑法上属于一种轻罪,最高刑期只有三年,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是一种常见罪,往往不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笔者最近对本区十年间这类犯罪的处罚情况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一个"数额较大"的参照标准,使司法机关在罪与非罪、量刑尺度的把握上非常困难,以致出现时轻时重、轻重倒置的判决,甚至导致对这类犯罪的放纵.

简介：依据刑事诉讼的性质和目的,遵循刑事启动程序的运行规律和启动原则,考察国外刑事启动程序的制度设计,结合我国诉讼文化传统和刑事启动程序的现状,改革我国刑事启动程序被动、封闭、单一的特征,应该在宏观上由程序型启动转变为随机型启动,由二方组合结构模式转变为任意性措施启动的二方组合和强制性启动措施司法控制的三方组合的双重结构模式;在微观制度设计上建立案件信息登记制度替代立案制度,把它作为侦查工作的前期工序.加强启动程序的分流功能,实行两步式侦查模式;在配套措施上扩大辩护律师的权利,完善被追诉人的权利救济机制,保障控辩力量的平衡,以适应随机型启动模式的需要.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突出体现了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的基本思想。然而，其中存在着未充分关注被害人合法权利保护的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被害人合法权利予以保护是尊重与保障人权、保持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一致性与合理性以及防范严重诉讼风险出现的必然要求。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首先应当明确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具有程序运作主体的地位，并辅之以与其主体地位相适应的知情权、发表意见权、提出异议权、获得法律帮助权以及救济权等基本诉讼权利。

简介：合议庭应在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后，对证据是否采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刑事诉讼的证据，存在着两种形态，一是收集保全以后未经审断的原始状态，一般称之为证据材料，另一种则是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确定下来的定案的根据。任何种类的证据都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予以确定后方...

简介：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有没有审判前的司法审查制度?这样的制度应该由哪一个主体(机关)来主持进行?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中还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答案，其实连给这样的制度或程序下一个明确的称呼和准确的定义也是极为困难的。就“审判前程序”这一概念而言，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审判中心主义，专指法庭对案

简介：会见权是辩护权的衍生权利，是被追诉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之一。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倾向干从律师执业权利的角度研究会见权问题，从而使相关研究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而实务界的会见权之争则演变为部门利益与职业利益的博弈，从而与保障当事人利益的立法初衷渐行渐远。为此，有必要重返会见权的原点重新审视其内涵与本质，并立足于我国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合理地设定会见权的界限，完善会见权的保障机制。

简介：面对近年来呈高发态势的经济犯罪，我国从立法到司法实践中，都对这类犯罪给予了高度重视，集资诈骗罪作为该类案件的典型代表，在定罪量刑上频现争议。从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对于这类犯罪定罪标准不明确，量刑依据模糊的现象发人深省。民间集资行为是以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为基础的，对于这种行为如何能够成为集资诈骗罪，是一个从民事行为到刑事犯罪的过程，因此，从民法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民刑之间在该罪认定上的区别和衔接，并提出完善的相关建议。

简介：在诉讼证明理论上，有必要建立直观的诉讼证明观念图式，并可以将其区分为树状模式和丛林模式两种理想范型。运用这两种观念图式范型来对中国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证明进行实证分析，既可以帮助理解这两种范型的构造和运用原理，还可以使我们清晰看到：刑事证明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比较法差异；基于诉讼证明的合理化需要，中国的刑事证明应当明确承认丛林模式证明观念图式和辅助证据的合法性，并重视对其运用的合理规范。

简介：试论对刑事再审中一种特殊情况的处理杨建民在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引起的刑事再审实践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即：由基层人民检察院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一审判处了有期徒刑的案件，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或抗诉。判决生效后，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发现该判决确有错...

简介：“海上有仙山，东海出麒麟”，平潭屹立于东海之滨，东望台湾，系中国第五大岛，与台湾最近相隔68海里（约126公里），是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2009年7月，平潭综合实验区正式设立。实验区“因台而设，因台而兴”，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平潭既是闽台合作的窗口，也是全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平潭开放开发，陆续批准设立综合实验区、自贸试验区、国际旅游岛。

简介：就两岸“告诉乃论罪”的诉讼程序相比，大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有关规定事实上扩展了“告诉才处理”案件范围，可与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之范围媲美；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被害人或其他法定关系人可走“告诉——公诉”（为主）和自诉（为辅）两种程序，大陆“告诉才处理”案件只能走“告诉——自诉”程序；由此决定两者“告诉乃论罪”的“告诉”合法要件及“告诉”的撤回、“告诉”的可分性原则等方面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两岸同根同源，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的诉讼程序对大陆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简介：对非身份者认定为受贿罪共犯，既要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也要符合“两高”《意见》的规定。“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必须有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简介：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作了较大改进，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强制措施体系，但问题依然很突出，如所有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律采用单方面的行政审批程序，缺乏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程序，不足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惩罚性”地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比较普遍。有必要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改进和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

简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与原刑事诉讼法相比，突出的变化是更为重视公民人身权和其他合法权利的保护，增加和修订了许多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条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充分保护人权的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体现。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不可分割的两项任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公民诉讼权的保护，既是更好实现刑事诉讼法任务的需要，也是保证刑事案件能够得到正确处理的需要。科学的刑事诉讼制度，要求惩罚犯罪和保障公民权有机统一，不可偏废。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肩负国家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来说，既担负着追诉犯罪的责任，又担负着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任务。因此一定要树立打击和保护并重、惩罚犯罪与权利保障并重的观念，在自身执法与监督执法中都要保证两个方面的有机统如何达到既依法办案，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又能顺利侦查破案？笔者认为，应加强几方面工作：一要强化初查工作。一定要切实转变过去靠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把取证的重点放在获取口供上的常规侦查方式。由过去的立案后的侦查为主转...

简介：乡镇压企业中供销员贪污罪主客体的认定于清，韩建设，周寿忠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