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枉法仲裁罪的设立是有利有弊、且基本上利大于弊的，但利弊之争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枉法仲裁罪的争议，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仲裁的性质上。运用仲裁性质的两分法，可发现仲裁责任属于仲裁的外部关系、应主要从司法性来考量。仲裁的外部关系及其司法性，决定了枉法仲裁罪的设立其本身是合理的。运用比较法可发现，枉法仲裁罪的设立并非是对尊重仲裁的国际惯例的违背，相反，这是在贯彻这一原则性的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和需要所采取的合理的具体措施。枉法仲裁罪的设立在短期内仅有较小的消极影响，而从长远来看，枉法仲裁罪的存在不会对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简介：近几年来，辩诉交易程序在欧陆出现了“普适化”的趋势。1989年，意大利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引入了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制度，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国家。2003年6月，意大利立法者为进一步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再次扩大了辨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研究表明，这一修改对于提高诉讼效率卓有成效。2004年3月，以固守自身法律传统著称的法国也设立了“法式辩诉交易制度”，即所谓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意味着辩诉交易制度已经跨越了法系的界限，全面实施于欧洲大陆的各个主要国家。辩诉交易的普适性并不意味着各国的辩诉交易程序整齐划一。事实恰恰相反。意大利和法国在辩诉交易程序的设计上大不相同，也与辩诉交易“来源国”美国差异极大。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经验在欧陆的推行时面临着诸多阻碍，也产生诸多变异。

简介：我国的刑事法律规范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设置了有限的出罪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出罪理念的缺乏，将大量原本符合出罪条件的恶意透支行为排除在出罪范围之外，偏离了法律规范，而以“罪轻”代替“出罪”的折中式处理方法极易引起处罚上的不合理，也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根据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之出罪上，应遵循司法非犯罪化的方式，一方面，公安机关立案之前积极敦促恶意透支人偿还透支款息，另一方面，合理运用“但书”条款，对于确因客观原因无法于立案前偿还全部透支款息而于审判前偿还，且在“数额较大”范围、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均较小的恶意透支行为以无罪论处。从而纠正当前我国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高度犯罪化的趋势，实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刑事司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简介：刑法分则为协助组织卖淫行为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其原因是该行为在组织犯罪中的常态化，这样的规定并不完全排除刑法总则关于从犯处罚原则的适用，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仍然需要结合刑法总则规定区分主犯和从犯。相关司法解释将协助组织卖淫确定为一个罪名并无不当。为了合理解释帮助行为单独定罪的立法现象，需要正确理解刑法理论、刑法规范以及司法实践三者的关系。

简介：

简介：要澳门终审法院近期对两宗人身保护令案件的裁判，一再凸显澳门与内地移交逃犯方面的法律困境，虽有权宜之策，但终非久计。两地在移交原则（拒绝移交的理由）上的分歧为主要症结所在。对此，需要准确把握内地与澳门为“一国”内的“两地”；而澳门《刑事司法互助法》相关条文亦对未来协议的建立具有文本上的示范意义。

简介：刑事和解在于综合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互为依托而共同治理犯罪，加害人有进行赔偿并争取谅解的权利，被害人有获得赔偿和进行谅解的权利，司法机关掌握刑事和解的最终处分权。刑事和解有限性在于，犯罪客体框定了刑事和解的边界，刑事责任为保障民事救济让步有限，民事责任填补功能，以及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均有限，刑事和解应保持惩罚与预防总量的平衡。刑事和解是“民事合意”与“刑罚减轻”间的协调，其中民事合意在范围、内容以及赔偿上均有自身的限度；刑罚减轻有自身的规则，但受到刑事和解有限性的严格拘束。

简介：现行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是对公共财产所有权和个人财产权予以保护的宪法根据。在刑法和民法调整的具体社会关系类型中，都以调整财产

简介：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海南省国有资产流失情况与法律保护秦醒民我国宪法第１２条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财产。”国有资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的物质...

简介：刑罚无疑具有预防犯罪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犯罪人作案前对刑罚风险的主观估计，而犯罪人自身对刑罚认知上的偏差，会影响刑罚预防价值的发挥。传统上，青少年犯罪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犯罪，其实犯罪青少年对刑罚风险的感知、判断并不弱于其他犯罪人，刑罚对青少年犯罪仍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的大小因犯罪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有所差异。另外，一些相关因素，也造成了刑罚对部分犯罪青少年预防作用的“缺失”。

简介：刑事和解机制作为一项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新型刑事案件解决机制，较好地实现了被害人、加害人、国家及社会利益的契合，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各地的探索实践不甚统一和规范。相关保障制度的缺乏，也导致刑事和解机制难以实现最大效能。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积极健全完善。

简介：伯纳德·哈考特在《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一文中提出，危害性原则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失去了其自由保障机能，正处于崩溃状态。劳东燕通过对中国现状的考察，写成《危害性原则的当代命运》一文，指出在中国刑事司法日益政治化，危害性原则正陷入困境。实际上，危害性原则崩溃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凭借风险控制的正当理由不断蚕食公民自由，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处理公共政策同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实体法意义上的标准难以客观化，外部的法制构建也许更有建设性意义。

简介：本文以浙江腐败“名托”赵某被判刑作为引子，研究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共犯界限问题。通过论证，笔者认为介绍贿赂行为是一种行贿、受贿的帮助行为。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两者进行区分。

简介：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以来，立案监督制度发挥了较为良好的功能和作用，维护了司法公正。但立案监督制度本身存在的法律条款粗疏简略、立法规定刚性不足等问题使立案监督制度在实际工作中运行得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刑事立案和立案监督中设置的业务目标考评指标使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产生了利益性冲突，由此而使双方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出现了刚性的抵触乃至柔性的对抗。因此，有必要对立案监督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造。应从规范执法的角度出发，从立法上完善立案监督制度，建构以质量为中心的立案监督考评体系。

简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两年改革试点期限届满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在原试点城市继续实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先行探索，①在试点路径上具有承接关系。就立法取向而言，诉讼效率在正当程序和犯罪控制模式下具有独立的品格，但在规范层面上尚未突破“简易之简易”的藩篱，以审判阶段速裁为主线的改革思路不利于刑事诉讼效率的整体提升，在试点期间出现了内外因动力不足、被告人诉讼权利被约束、值班律师职能缺位、量刑优惠欠规范化等问题。应探索构建全流程刑事速裁制度，使公检法司各机关的办案职能与案件流转符合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效率要求；研究构建程序选择权、知悉权、法律援助强制介入、量刑优惠规范化、证明标准差异化等，塑造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独有的立法和司法品格，以此作为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有效路径。

简介：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判例极大地丰富了研究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的构成要素与抗辩事由的广度与深度。概括认识证券欺诈行为偏离从业制度的规范性要求即属于犯罪故意。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的信息只有在达到重要性标准时才构成证券犯罪。证券投资者即使未依靠误导性陈述进行投资决策，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信息仍属于证券欺诈。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常见的辩护事由包括犯罪故意抗辩、相关性抗辩、重要性抗辩等。

简介：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2009年审理的一审案件和二审案件的司法统计数据表明：没收财产刑配置于重罪，司法适用率也比较高；轻罪则很少适用没收财产刑，而较多地适用罚金刑；没收部分财产的比例高于没收全部财产的比例，主要集中的罪名在职务犯罪和毒品犯罪。没收财产刑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简单地以罚金刑的优势和“私权神圣”的意识形态来否定没收财产刑是不可取的。应当通过建立刑事被告人财产申报制度、明确没收部分财产数额的标准、建立刑事执行庭统一负责执行没收财产刑和特别没收、完善民事债权优先制度来改革与完善没收财产刑。

简介：被害人过错是侵犯人身权利命案中的重要酌定情节。由于刑法二元结构模式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十分有必要将犯罪人与国家的刑法二元结构模式转换到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刑法三元结构模式。应当明确界定被害人过错的范畴;被害人过错的标准,包括主体专属性、时间确定性、行为过错性、作用因果性、程度明显性;规范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保证和放宽适用的前提、扩大和规范适用的影响、完善和改进适用的依据。

简介：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具有相同的入罪要素和犯罪构成雏形。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出罪要素上,即前者具有犯罪豁免性质的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出罪要素,而后者没有犯罪豁免事由的出罪要素。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具有明显违反法治精神的缺陷,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上并不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更有优势。对于各种类型的复杂疑难案件,并非更换犯罪构成体系即可解决问题,主要应从刑法解释论、罪数形态论、认识错误论、共同犯罪论、违法实质论等其他相关理论来探求解决问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