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产生溯源于通过公司的最终所有者对其代理人的有效监督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初衷。本文主要对美国的判例法、成文法和美国法律协会的建议在股东派生诉讼程序设计方面的做法和规定及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进行介绍和评析，以期得出对立法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简介：类推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主要包括弥补法律漏洞和维护国家、社会利益。我国1997年《刑法》取消了有关类推制度的规定,其原因主要是对司法擅断的防范及认为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我国重建类推制度是基于完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必要和规制类推实践的必要。在重建类推制度时应注意处理好其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和其价值取向的调和,重建的类推制度的内容涉及适用主体、条件和程序。

简介：了解信托的本质，洞悉其与合同和公司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定位信托法的属性，是我国信托立法与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自信托制度设立以来，信托的性质一直是西方学界论争的焦点，代表性观点有物权论、契约论和商事组织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信托的多维性质。由于信托财产的双重所有制在我国并无生存的法律环境，物权论不能用于界定我国信托法的本质属性，而商事组织论和契约论则可以为我国信托法所吸收或借鉴。考虑到在我国信托实践中民事信托与商业信托呈现融合趋势，我国信托法应当赋予整个信托制度以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商事组织地位，并基于信托的基本性质将信托法设定为授权法。

简介：单边主义是国际环境保护中的重要现象,其危害是容易推行环境霸权、破坏国际合作.单边主义对促进国际环境法权利义务的产生和国际环境法的执行也有积极作用.单边主义的实行有其社会根源、法律根据和学理支持.中国应当通过多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环境霸权,同时,也要合理行使自救权意义上的环境单边主义.

简介：<正>爱丁堡大学民法教授阿兰·沃森在其《法律移植:比较法的方法》(LegalTransplants:AnApproachtoComparativeLaw,佛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一书中试图证实比较法是一门学科。沃森教授提出:"比较法是研究有关法律的本质,特别是有关法律发展的本质的学科。"其主要功能在于使人了解"决定法律发展进程的独特因素。"然而,研究十六世纪在鲁瑞斯坦(本文作者杜撰的国家)以特殊形式出现的独特的法律

简介：完善证人作证制度是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需要。要从方法上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主要应包括：证人的范围和职责，证人的义务和权利，证人参与诉讼的程序，对证人的保护和补偿等内容。我国应当制定单行的法律─《证人条例》来完善证人作证制度。

简介：“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尽管关于甲骨文中有无“仁”字尚无定论，但是甲骨文已经有了“仁”字的原形。从“夷俗仁”、“相人耦”的风俗习惯入手，可以发现灸、爽、乘、化、尼、吊死个字形，分别是东夷民族二人相亲、抱哺其子、抵足而眠、靠背而卧、男女之爱、追孝父母诸风俗的写照，它们共同成为酿造“仁”的文化土壤。西周有“心”符之“德”源于并超越殷商无“心”符之“德”，其强调“环保小民”、“以民为鉴”，可能系受东夷“相人偶”精神的影响。西周的“德”字与战国时的“恙”（仁的古字）之间存在联系。“恙”最早拣于母亲对胎儿的关心。从人从二的“仁”字，最早见于西周晚期的《夷伯夷蓝器铭》，比学术界公认的首次见于战国时期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中的“仁”字，要早约五百余年。“仁”经过孔子的加工上升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推动中国古代社会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精神支柱。

简介：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吗？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法学教育教育界存在多种判断。在一流的法学教育大家那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法学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应当综合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素质。[1]有的学者则认为，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要和职业需求相结合，

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简介：在揭示现代法治的起源和理念时,先秦法家的观点往往作为对立面而成为历史批判的靶子,我国法学界对“法治”和“法制”、“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形式的、浅度的法治”和“实质的、深度的法治”等概念所做出的有意区分既加重了对先秦法家的打击,也中断了一种法治思想的文化连续性的思考方案。事实上,先秦法学关于以国为国、以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开启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先河,同时也为人的行为的分治理论和共治理论奠定了基础。

简介：<正>一、程序的特殊性近年来,电子技术飞速发展,这已是众所周知,无须赘述。但很难说与此有关的一些事物也在同样发展。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电子技术在不停地持续前进,而遗留下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如: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我们

简介：典型的经济法的法律文本显示，在经济法的立法中，遵循了国家干预的内在逻辑，在干预主体、干预目标、干预方法、干预边界以及干预责任五个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客观地证成了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还揭示了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是一种尊重市场机制的干预。虽然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已成为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

简介：刑法中的责任对于犯罪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有责性阶层的核心内容。责任的本质特征是非难可能性,只有在具有非难可能性的情况下,行为人才能对不法行为承担责任。对于非难可能性,需要从实质上进行理解,尤其是需要从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这两个维度为非难可能性提供根据。其中,违法性认识是非难可能性的智识性要素,而期待可能性是非难可能性的意愿性要素。在我国刑法中,非难可能性的要素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而是一个理论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的法理而出罪的案例还是较为罕见的。随着刑事法治的加强,责任主义的思想观念必将逐渐获得认同。因此,以非难可能性为中心的责任概念应当进一步推行。

简介：基于宪法审查制度在一国法治制度中的重要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宪法审查制度。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宪法审查已然成为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但中国的宪法审查（宪法监督）制度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奥地利,以凯尔森的法学理论为基础而设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宪法法院较好地履行了宪法审查和保障宪法的职能。

简介：众所周知，买卖就是一方支付价金，另一方转移标的物并使对方获得标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在买卖交易中，只要买主支付了交易双方约定的价金，买主就取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卖主也就失去了对标的物的一切权利。在清代社会，这一点在一般的财产交易中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但在以田宅为交易标的物的场合下，

简介：法律对话是法律交往的基本形态，其目的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形成前见歧义的意义共识。法律对话是在一定的模式下实现的，以全球化为界，前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对话模式主要有自我继承的法律对话模式、交往移植的法律对话模式和法治共识的法律对话模式。在全球化运动和全球治理理论的双重影响下，提出了新型法律对话模式，即善治共识的法律对话模式。这种法律对话的模式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它从本质上来说契合于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全球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因而表达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法律对话模式的发展方向。

简介：在司法裁判中,裁判者必须依靠经验法则才能进行法律解释、证据评价、事实推定等活动。由于具体经验法则的非成文性、裁判者经验法则的个体差异性和裁判者应用经验法则的偏差性等,经验法则的司法应用存在巨的大风险。而克服此种风险应当满足三个方面的规则：一是司法裁判中的经验法则应当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二是司法裁判应合理考量经验法则的例外情形;三是应设立合理的程序救济机制。

简介：违法性概念在整个法领域应当统一理解,还是在不同法领域可以分别加以理解,是一个极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围绕这一争论,主张违法性判断在法秩序整体中应当统一理解的违法一元论倾向于违法的统一性;与此相反,主张刑法中的违法性是以是否值得处罚为前提,因此,刑法中的违法性不同于民法、行政法中的违法性的违法多元论则倾向于违法的相对性。违法性在其根本上,在法秩序整体中应当统一理解,但是,其形式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类别和轻重阶段。一个行为作为犯罪而受到处罚,一定要具备相应的＂质＂和＂量＂,应当具备可罚的违法性。

简介：<正>法律意识与法的关系问题一向是法理学领域里的基本问题之一,它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人们对于诸如法的概念、性质、根源、范畴、作用等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本文拟就法律意识与法的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略述管见,以为引玉之砖。一、法律意识是法产生的前提,还是法是法律意识产生的前提众所周知,法作为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和自动的,而是要通过法律意识——更准确地说,是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的中介才能完成的。因此笔者认为,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法的创制过程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也有的学者提出:从产生上看,应当是先有法,后有法律意识。否则,法律意识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