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不经意地走在大街上,忽然发现周围生出许多喝茶的地方:茶馆、茶楼、茶坊、茶室……。写着“茶”字的红的灯笼、黄的旗帜,在“酒店”、“超市”、“发廊”、“歌舞厅”招牌的林立中垂挂、飘荡,显出一份独特与超然,为喧嚣的城市平添几许宁静和淡雅。我一向没有喝茶的习惯。小时候见外公早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简介：犯罪论体系是刑法知识的主轴，因此，犯罪论体系的去苏俄化是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之关键所在。苏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形成过程中存在以皮昂特可夫斯基为首的教科书派和以特拉伊宁为代表的反教科书派之间的观点冲突，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苏俄化，主要是受到苏俄教科书派的影响。对苏俄犯罪论体系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性思考：一是分则与总则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分则性思维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总则性思维的对立；二是违法与责任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规范论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存在论的区别；三是出罪与入罪的关系，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出罪与入罪经过三重审查：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将那些不具备构成要件的行为予以删除。在违法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但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予以排除。在有责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但不具备有责性的行为予以删除。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中，前一要件独立于后一要件，因此每一个阶层的判断都是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在违法性和有责性中，将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予以排除，在入罪过程中实现出罪功能。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只是论述了正面的犯罪成立条件，把正当防卫等出罪条件置于犯罪论体系之外，因而具有功能上的缺陷。

简介：中国现有的宪政实现理论有局限性。中国实现宪政最根本和最直接的阻碍是大一统的权力，诱致性变迁存在的“搭便车”问题，内生型模式存在“制度悖论”的难题。中国宪政的实现应该另辟蹊径，发挥英明睿智的权力的理性和统领作用。

简介：断言“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对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改造而来”，是依靠想象的力量所作出的伪判断；在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并不乏评价要素，也没有将事实要素与评价要素混为一谈，只不过同德国殊路而已；德国与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的特点在于便于司法操作，极具实践品格；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刑法中仍有存在的价值，讨论它不能脱离刑法的规范。

简介：对美国烟草业来说,今年可能是最糟糕的一年。吸烟——过去被视为“高雅”的消遣,如今竟到了被视同吸毒的地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对烟草业来说不啻于重重一击。除此之外,吸烟受害者及州政府的声讨更使烟草业危机四伏。而内部人士透露的一系列消息使烟草公司运去的欺诈行为日益暴露,并引起了司法部的关注和调查。同时,烟草业也正在采取一些对策。但烟草业与FDA究竟孰是孰非,美国烟草业的前途究竟如何,我们正拭目以待。

简介：在近代经学解体的过程中,陈黻宸不愿坐视经学消亡的命运,为了能够让经学在近代学术转型中争得一席之地,他采取了＂去政治化＂的方式,对经学进行重新阐发。一方面,结合时代需要,突出其实用性;另一方面,又通过梳理经学发展史,置辩于经学和经术,指出经学是专制政体的大劲敌,经术才是助益专制的工具,而两千年的经学发展史实际上是经术发展史,真正的经学并非是两千年专制统治的支柱。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政策主要被看成法律实践的阻碍因素和影响法学＂学科自主＂的消极因素,这样的认识促成了制定法意义上的中国主流法治话语的形成。另一方面,在完成了对政策的批判任务后,中国的法理学试图将政策驱逐出其研究领域,＂制定法＂、＂习惯＂、＂判例＂成为中国法理学的研究重心,此即法理学研究中的＂去政策化＂。法理学研究的＂去政策化＂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法理学研究必须与制定法意义上的主流法治话语保持距离,惟此,法理学才能得到真正发展,而消除法理学研究＂去政策化＂的基本前提在于恢复＂政策＂的学术概念身份。

简介：“反思”下的“不思”——灯下黑苏格拉底在《卡尔米德》篇中明确提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知识，这种知识既是关于它自身的知识，同时又是关于无知或缺乏知识的知识。这种知识就如同人的眼睛中的瞳孔一样，可以通过它反观自己，这是视觉中最完善的地方。同理，关于知识的知识应该是最具有奠基性的知识，它是其他知识存在的合法性理据。实际上这是一种反思性知识。

简介：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司法审判去行政化是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因此,司法审判去行政化必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一、地方党政干预司法审判是不正常的近年来,许多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平反,如河南的赵作海案、湖北的佘祥林案、浙江的张氏叔侄案等等。

简介：邓正来教授一直关注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的重建问题，刊载于本刊2005年第1—4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近18万字的长文对中国法学1978年至2004年这一时代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为此，吉林大学理论法学读书小组（朱振、资琳、周红阳、李强、邹益民、邹立君、刘小平、蔡宏伟、陈纺和张琪）邀请邓正来先生就这篇长文的写作缘起、理论资源、哲学立场以及文章开放出来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一次纯学术的访谈。这次访谈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求邓正来先生对这篇长文的内容进行重复性的解释——尽管适当的解释和澄清也是必要的，而是旨在通过对论文写作之诸多知识支援和理论问题的追问而达到从整体上对该论文的思路以及开放出来的理论问题进行把握，进而促使读者对该论文涉及到的相关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