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3年7月27—28日,“蒯因、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文新苑举行。在一次国际性的哲学调查中,蒯因(W.V.Quine,1908--2000)位居过去200年间最重要哲学家的第五位。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40余名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侧面对蒯因哲学做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涉及蒯因的认识论、形而上学、语言哲学、逻辑学和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心灵哲学等方面的议题,也涉及了如何利用分析哲学资源去改善和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所有报告和讨论用英语进行,未设翻译。
简介:大数据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广泛应用将为社会带来彻底转变,大众生活的不同层面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大数据亦同时在挑战隐私权、知情同意权等固有道德概念的适用性,并为社会带来新的道德争议。由大数据技术发展及其应用所产生的"互联状态"(theconditionofinterconnectedness)及其可能对道德责任带来的根本转化(fundamentaltransformation)是未来大数据伦理的重点;如"个人决定"及"知情同意"这两种行为,它们在大数据技术时代从"涉己行为"(selfregardingacts)转化成"涉他行为"(other-regardingacts),这一转变使它们成为一种新道德责任。
简介:国内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分析法学”、“实证主义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基本上是相同的概念,分析法学就是哲学中的实证主义思想运用于法学理论的产物。但以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20世纪新分析法学却是建立在与实证主义哲学极为迥异的哲学立场之上。作为一种法哲学流派,新分析法学虽然在法学上主要继承了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但无论是作为哈特法律理论之基础的日常语言哲学,还是作为凯尔森纯粹法学之基础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它们在哲学品格上都表现出反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特征,特别是反对实证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倾向。因此,新分析法学实质上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法哲学,法律实证主义与哲学实证主义也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实证主义”。
简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都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整个社会需要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动力。2014年1月11日,上海市哲学学会、伦理学学会和宗教学学会在上海社科院共同举办了“文化强国与精神动力”学术研讨会。哲学学会副会长何锡蓉主持开幕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学会处处长王克梅到会致辞。宗教学会会长晏可佳和伦理学会会长陆晓禾分别主持了会议的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两个阶段。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对会议进行了精彩总结。来自上海社科界近6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文化强国的内涵、建设文化强国的途径、如何通过价值治理和发挥宗教正能量而为国家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文化的认同与传播,以及如何在汲取自身传统和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自觉构建新文明类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简介:《掌中论》和《取因假设论》是陈那前因明时期的理论探索阶段的两部重要著作,体现了陈那有关认知对象的思想的早期发展。陈那在《掌中论》中引入了“假设”的概念,并在《取因假设论》中详尽剖析了“假设”的本性。在后一著作中,“假设”被认为只有在它与其他假设的关联中才可言说。这已蕴含了陈那晚期“他者之排除”的反建构的意义理论。但由于阿毗达磨佛教的影响,此时的陈那尚未走出假实之辨的理论模式,尚未提出自相、共相的截然两分。此外,陈那的《观总相论颂》首次以“不相离性”来概括语词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可将它的写作确定为《正理门论》和《集量论》之间。通过梳理陈那前因明时期的著作和思想发展,就能说明陈那后来建立的因明一量论体系采取了一种反建构的立场。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佛教因明一量论有别于以往的佛教哲学,成为一个独立、全新的传统,并促成了中晚期佛教哲学的“知识论转向”。
简介: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简介:朗基诺的文章《重新认识证据和不完全决定性》成功地展示了建立在证据相关性上的对不完全决定性的解释(UER)的重要性,而这种解释要求我们在理解科学客观性时引入对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维度的考虑。这篇文章的基本进路是正确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方面,建立在经验等值性上的对不充分性的传统解释(UEE),并不一定要为科学实在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朗基诺对社会性维度的理解似乎过于狭隘,也过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