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理解转型中国的城市与区域发展时,管治的理念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框架。管治的研究与其他关于政府的研究不同,它强调政府与市民社会以及市场的互动关系,探讨政府角色的定位和市民社会的责任,构建和谐社会。本文综述十余年来内地以及港澳人文地理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适当结合国内其他社会学科的有关研究,回顾管治研究的发展,追踪其前沿,以期对我国管治研究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首先回顾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管治研究被引入我国人文地理学界以来,其兴起和进展两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以及存在问题。文章接着围绕尺度的概念,对当下各相关学科在管治领域的研究做了横向比较,指出人文地理学在管治研究中从尺度切入的优势。进一步地,文章介绍了管治研究的一个新探索一协作管治。文章指出,无论是城市还是区域尺度,地理学界对于“管治”的研究可以继续有所贡献。
简介:同治末年日兵侵台的"牡丹社"事件对清廷震动极大。事后进行了海防问题的大讨论,在加强海防建设方面达成了共识,治台政策也由原来的消极转向积极。光绪元年规定福建巡抚"冬春驻台,秋夏驻省,两地兼顾"。丁日昌是实行此一规定之后的首任福建巡抚,在其两年多的闽抚任上,对台湾的海防建设和经济开发做出全面的规划,提出兴办铁路、矿务,设立电报线等主张;继续开山抚"番",移民实边,开垦台湾后山;大力整顿吏治营务,裁革陋规,豁除杂饷,纾解民困,取得令人瞩目的政绩。闽抚"冬春驻台"的目的是要加强海防建设,但由于此一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清廷未能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故闽抚驻台未能发挥出预期的作用,这一规定也于光绪四年六月取消,恢复了由督、抚隔年轮赴台湾巡查的旧制。在强邻日本正磨刀霍霍,全力扩军备战之时,清政府却仍然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中国失去了在近代历史上最后一次振作自强的机会。
简介:本文通过滇西蒙化府左氏土官的案例来检讨改土归流以后,明清两朝所施行的土流兼治的具体情况。蒙化府位于今云南省西部的巍山县,地处于往东南亚各地区的要道上,由于其在交通上的重要位置,历来受到南诏国、大理国、元朝的重视,明军入滇之后,建置卫所屯军,任命原有土著首领治理土著社会,形成府卫参设、土流兼治的政治体制。在明清时期云南设有土流兼治体制的地区之中,实为典型的案例。首先研讨左氏土官与明朝的关系,其次确认改土归流后,明朝保留左氏土知府辅佐施政的事实,然后利用左氏土知府所给发的行政文书说明佐治范围,最后对于土流兼治给予土著社会的影响加以初步的检讨。我们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行政文书证明,蒙化左氏能够维持土著社会的稳定,主要依赖于其土官身份所给予的名声与影响力。此种身份,使得左氏有权力任命亲属(舍族、舍丁等)为佐治官,左氏土官透过有血缘关系的佐治官治理土著民社会。一般而言,改土归流意味着土著政权的灭亡,土官与土著社会的断绝。但事实上,在蒙化府所实行的土流兼治显示,改土归流并不一定导致政权全面崩解,尽管土官失去征收钱粮的权利,其亦能保持原有佐治官体制而继续参与施政。蒙化左氏土知府的案例说明,明清两王朝在云南推行郡县化,扩大流官范围时,流官的施政能力有限,实际上必须依赖土官的势力维持土著社会的稳定。
简介:1937年12月至1949年10月,在民族多难、国家危亡的背景下,九世班禅圆寂后的致祭、部属安置、法体返藏、灵童寻访和十世班禅坐床不仅是西藏地方和国民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西藏地方因班禅方面与达赖系统、噶厦的分歧、斗争而出现复杂的情况,相关事务涉及青海、西康等邻近省份及其地方势力,而且英帝国主义也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干预。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在九世班禅圆寂后把致祭、转世等事务置于治理西藏、维护西南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大方略"之中,有关政策、措施与当时中央政府有关治藏、安边的其他政策、措施相互协调,努力稳定西南边疆局势、维护国家统一。而且,国民政府在九世班禅圆寂后把褒扬、奖励与法制约束结合起来,对于爱国的班禅系统给予明确支持、有力保护,又不放松管理,从而有效地激励了西藏地方的爱国力量。在处置九世班禅灵童寻访、十世班禅坐床时,国民政府坚持把宗教仪轨与历史定制结合起来,坚决维护中央政府的主导性和权威性,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变化中有力地维护了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