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检察官刑事强制处分权是检察官为了获取证据或者控制被追诉人而具有的强制处分的权能，包括决定权、执行权。从检察官决定刑事强制处分的功能看，其具有法官的特点；从检察官执行强制处分的功能看，又具有警察的特点。检察官的强制处分权具有“混合型”权力的特征，因此，在对其进行分配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此外，其他包括两大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制度考察，法官中立性地位的保证，以及检察官举证责任的需要，等等，都是对检察官刑事强制处分权进行合理分配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简介：<正>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诉讼,是在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

简介：刑事和解在于综合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互为依托而共同治理犯罪，加害人有进行赔偿并争取谅解的权利，被害人有获得赔偿和进行谅解的权利，司法机关掌握刑事和解的最终处分权。刑事和解有限性在于，犯罪客体框定了刑事和解的边界，刑事责任为保障民事救济让步有限，民事责任填补功能，以及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均有限，刑事和解应保持惩罚与预防总量的平衡。刑事和解是“民事合意”与“刑罚减轻”间的协调，其中民事合意在范围、内容以及赔偿上均有自身的限度；刑罚减轻有自身的规则，但受到刑事和解有限性的严格拘束。

简介：理性人标准是英美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用以判断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否合理，从而确定辩护事由是否成立的标准。其适用方法是：将理性人置于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情境下，如果理性人也会产生行为人那样的心理状态，辩护理由就成立；反之，则不成立。理性人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法律上拟制的人。拟制的理性人应当以普通人为基础兼吸收行为人的部分个人特征。确定应当吸收行为人哪些个人特征应以“漠视法益理论”为指导，即考察该个人特征是否影响到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避免。理性人标准与我国刑法中判断预见能力有无的类型人标准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理性人的拟制方法对类型人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刑事和解各项价值功能发挥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能够达成和解协议,从逻辑上看,当事人之间的一项和解最终能否达成,需要经过启动和解和进入和解后的谈判协商两个阶段。在以上两个阶段中,当事人的主体性因素对和解的开始、进展乃至最终的结果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促成和解和制度规范的角度出发,司法机关对此应当予以重视。

简介：

简介：翻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或者自我归罪的表现,其本身并无重大法律意义。然而由于受贿犯罪证据的特殊性,受贿案件翻供、翻证行为已经成为打击腐败的瓶颈。本文拟深入分析受贿案件翻供的类型、翻供的原因,通过在证据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分配上建立新的规则、制度,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即将施行的背景下,探讨受贿案件嫌疑人翻供问题。

简介：对未成年人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估可及早诊断其危险程度和危险类型,从而及早干预和矫治。本研究选取北美应用广泛、信效度俱佳的青少年服务等级与个案管理量表（YLS/CMI）为工具,以北京和郑州两地未成年犯管教机构的105名未成年犯为样本进行未成年人危险评估研究,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最后均得以证明成立,并最终提出了对YLS/CMI的修订意见。从本研究可看出,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可以借助科学制定的评估工具予以评估和预测的,我们可以设计此类工具开展人身危险性的评估研究,此类研究更适合通过追踪研究予以完善。

简介：<正>《检察理论研究》1992年第一期刊登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收受财物应否定罪问题笔谈》一文,就一案例(略)中的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进行了讨论。此文共列举了三种观点:王树成同志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仅指利用行为人自己的职务之便,不能包括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即否定说。曲辰同志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者谋取非法利益,并非法收取请托者的财物,也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肯定说。武乾同志认为对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认为都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能认为都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折衷说。上述三种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刑法界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能

简介：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刑事司法实践表明，外地人缓刑适用状况虽有改善，但仍显其差，原因是审判人员存有趋利避害的意识和缺乏缓刑管教条件及对被害人赔偿不到位。改善外地人缓刑适用状况应建立再犯可能性评估机制和缓刑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