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位企业家的主帅，靠着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胆识，使自己的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立于不败之地，他靠着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社会的奉献行为，使企业步入了中国同行业的强企之林，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人们的好评。为陕西树立了名牌，赢得了荣誉，他就是西安市政协委员，陕西富丽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肖世敏。

简介：为了抑制过热的房地产投资活动和稳定房价，国家进行了数轮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接连出台了多项宏观调控措施，涉及投资、信贷、财政、税收等多方面。但是，部分宏观调控措施存在违反现行法律等一系列现象和问题，违反法治理念，直接影响了调控的效果。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关系国计民生意义重大，有必要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增强宏观调控的正当性与权威性。

简介：中国传统法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和＂,落实在司法领域则为＂平＂,包含＂等者同等＂、＂不等者不等＂以及＂等与不等的辩证统一＂。唐宋时期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时期,法文化既有连续也有变化。通过对新发现的史料《天圣·狱官令》中涉及官员、奴婢司法待遇令条的分析,可知唐宋时期司法理念仍是以＂平＂为最高价值追求。但由于社会结构、统治策略等因素的变化,两朝＂平＂的内涵具有不一致性：在时间维度上,＂等者同等＂的意蕴已不同,即宋代官员、奴婢的司法待遇不同于唐代;在空间维度上,＂不等者不等＂的意蕴也产生了变化,即宋代各阶层之间＂不等＂的差距与唐代相比已经缩小。这说明中国传统司法理念蕴含的正义观是动态合理的。

简介：2007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国和欧盟国家的经济下滑、失业、财政恶化和债务危机，但这些只是经济社会表现出的问题。难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没有相应防范危机的法律法规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措施？这个问题并不易回答，实践中存在多种因素。如果有，可能是法律法规未能发挥防范危机和保障安全作用，可能是执法部门执行不力，

简介：生物技术是国家未来竞争实力的技术动力及产业动力，对其合理引导、规范发展、预防风险，是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欧盟在以法律为手段和工具来保障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特别是防范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中出现风险甚至危害方面，走在了各国的前列。总体上，欧盟采用了水平立法与垂直立法并存的纵横交错式立法模式，构建了世界上最为严格和严密的生物安全监管体系。我国正在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产业，欧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简介：面对生态环境损害频繁发生，美国、欧盟和日本较早地开始尝试用法律的手段来救济生态环境损害。以美国的《超级基金法》、欧盟的《环境损害责任指令》和日本的《公害防治法》为代表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在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美国、欧盟、日本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进行考察，为我国将来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法律制度提供启发，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道路提供借鉴。

简介：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是常用的重要法律解释方法，但关于二者的本质与概念界定、思维机制与边界界分，尤其扩张解释与类推的区分，都是当前法律思维与方法研究领域的持久难题。本文以语义学的“概念分析”切入．通过重构概念的“内涵-外延”逻辑关系，以“类型推理”为法律方法展开的思维机制，全新界定了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的概念与意义择取界限、操作机制和基本准则，从而将两种法律方法予以彻底确定化、定型化和实用化；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准确界分的根本解决之道，并予以实例证明。这种致力于法律方法明晰化、确定化和操作化的努力，对于推进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学理研究，尤其对于司法实践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推进意义显著。

简介：关于拒绝交易，欧盟、美国的司法救济没有本质差别。至于捆绑，美国要求微软隐藏被捆绑软件的图标；欧盟要求微软提供删除多媒体播放器源代码的视窗版本，但仍允许销售提供捆绑播放器的视窗版本；韩国除了采用类似于欧盟的救济以外，还要求微软在视窗操作系统中安装辅助软件，以方便用户下载微软竞争对手的软件；在针对微软IE浏览器与视窗的调查中，欧盟迫使微软承诺在视窗操作系统中设置选择屏，以便用户自由选择浏览器。比较而言，欧盟2004年的救济比美国的有力，韩国的救济比欧盟2004年的救济又更进一步，而欧盟2009年迫使微软在视窗中设置选择屏足迄今为止解决软件捆绑最彻底的救济手段。

简介：当下我国在反腐败犯罪工作中必须恰当处理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问题,使得其三者在我国防治腐败犯罪中协调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至于出现政策策略上的偏差,从而在整体上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具体工作和刑事法治建设大局增添“正能量”.“老虎苍蝇一起打”较为形象地宣示了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基本思路是实行“零容忍”,但是并不能解读为反腐败犯罪在刑事政策上放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回到了“严打”老路.我国有关机关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程序性司法解释文本和司法实践做法均存在一定的刑事政策偏差,应当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适当的政策性限缩解释,促进我国反腐败犯罪的法治回归.